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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故事来自18岁就考上美国名校读博的高智商女孩，入校第二年，她竟被一位教授强奸。此后，她噩梦缠身，无法面对自己，无法正常读书生活。为了活下去，她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救赎之路……
1
我叫李琳，80年代末出生在安徽的一个小城。我的父母是工程师，爷爷退休前是一所大学的教授。从小，他们就以我为傲。
因为我从小就表现出惊人的学习天赋，跳着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4岁时，我参加全国统考，收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学的是神经学生物专业。
大三时，与很多同学一样，我就学完了所有的课程，考了托福GRE ，顺利地申请到了美国一所名校的全额奖学金，直接读博士。
2007年，18岁的我，背起行囊，独自赴美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当飞机降落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时，我还以为，未来的我，应该是一名生物科学家。家人和我自己都有信心认为我可以应付一切。
然而，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来美国的第二年，我被学校的一个名叫理查德的教授强奸了。
他三十多岁，风度翩翩，幽默机智又不失绅士风度，学生们对他很有好感。
那天是学校的一个主题日活动，理查德是嘉宾之一。活动结束后，他说顺便送我回家。我没有车，也听说学校周边夜间的治安不是很好，就兴高采烈地答应了。
路过他家时，他说，要我陪他回去先拿点东西，我就傻傻地跟进去了。一个4、5岁就以高智商闻名的我，在19岁的那一个夜晚，脑子短路了……
因为活动，我喝了点酒，可能力气大小与喝酒关系不大，但我至今仍会自责，如果我没喝酒，力气会不会更大些，可以逃脱呢?此后，我滴酒不沾，就连含酒精的饮料都不会碰。
事后，理查德还把我绑了起来，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放过我。他还威胁我，如果报警就会想办法让我待不下去，不得不回中国。
出来后，我精神恍惚。父母远在千万里之外，我即使告诉他们，也无济于事，只会让他们为我徒增担心。何况，我一直是个让父母放心的、自立的孩子。
最后，我踉跄着去了警察局。接待我的是一个中年白人女警，和我妈差不多的年纪，但从她的眼里我没看到任何表情。报案的程序是立案调查，然后去医院验伤。她先例行公事般地给我一张表格写陈述。
我自认为英语还行，但那张表格上一些描述人体部位的词我都看不懂，然后一想到要去医院，还要去法庭陈述一些我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就胆怯了，也或者是理查德的威胁起作用了，我不想最后搞得自己出国读书不成，还以这种名义回国。
所以，我没写完陈述就跟她说，我不立案了。女警都没有问我为什么，给了我一本妇女受害后自救的宣传册，就找辆车把我送回了家。
2
回到那个临时的家，我冲进浴室，打开水龙头，反复地、一遍遍地冲洗着身体，好像这样就能洗掉脏污。我就能变回原来的我。
现在想来，如果当时年龄大一点，我应该会处理得更好一些。
比如，我可能不会天真地跟着男人去家里，从小我几乎是被家人和师生捧着长大的。以前，我以为校园是安全的，熟人是可信的。
但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我才知道，美国至少四分之一的女性都被性侵过，而且绝大多数是熟人干的。原以为，只有陌生人才是危险的，其实恰恰相反的是，危险往往来自身边。
如果我当时在美国待的时间更久一些，朋友更多一些，英文更好一些，我也不会惧怕上法庭。我无法向警察描述此事，但不代表我不能自己无数次地在脑海里描述此事。
尤其是，无数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的大脑就会不由自主地重复这件事，似乎是为了完成这个报案过程，我觉得快要疯了。
我也更不敢告诉父母，他们不允许、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从小被人称赞的“别人家的孩子”，成为了有“污点”的孩子吧。
但我自己真的消化不了这件事，就告诉了实验室的师兄。这个师兄也是国内少年班的，平常我们在课题压力大时总是相互鼓劲。可是，刚跟他讲完，我就后悔了。
我永远忘不了他的那个眼神，他满眼震惊地对我说：“理查德教授风评很好，肯定不会做那种事，你在开玩笑……”
后来，当我越来越无法集中精力做实验时，当我发现自己无法顺利、如常地与人沟通时，当我睁着眼睛度过越来越多个夜晚时，当我全然食不下咽时，我明白：博士学位，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那时，我只想活下去。
3
我知道，我的心理出现了问题。美国的心理医生收费很贵，我没有多余的钱，但我必须去。
为了筹集看心理医生的费用，我跑去中餐馆端盘子，还带了几个美籍华人小孩的家教课。
因为父母每学期打给我的生活费都是基本固定的，如果我毫无理由地多要钱，他们肯定会胡乱猜疑，有可能知道我出事了。
我去看过而且换过好几个心理医生，他们大多数都认为，人是过去、尤其是童年经历的产物。这些经历变成潜意识，决定着我们的人生。
因此，他们要么一遍遍让我描述那些，每次提起都伤得我心口血淋淋的细节，要么就是不停地追问我，小时候父母、亲戚、邻居有没有性侵过我，就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给你按着预定的程序开药。
我感觉他们特不真诚。后来，我不再去找心理医生治疗，而是去了受害者互助组。
那是一个公益性的受害者互助联盟。每周一次聚会，大约有十个人，相互倾诉，彼此倾听，同病相怜的人们通过讲述彼此的悲惨遭遇，在群友中引起共鸣，从而拯救自己。
联盟里面很多的人都自杀过，而且很多人都疤痕累累，非常吓人。可是，听完他们讲述的这些比发生在我身上更为恐怖的事后，我感觉自己仿佛一脚踏进了社会的深渊，经常做噩梦。
但我也不怪她们，那个时候她们都在自己的伤痛里走不出来。
而我也意识到：没人能给我安慰，没人能拯救我。想救自己，只能另辟蹊径。我又从那个组织里退了出来。
我天真地以为，爱情也许可以给我的心一个停靠和休憩的地方。
那件事后，我谈过一个男朋友，但是，我心理上过不去那个坎儿，不知道怎样和他相处，想告诉他这件事，又怕他计较，不告诉他，我又很痛苦。
结果，我原本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还又叠加了一份痛苦。整日都在矛盾中挣扎的滋味，太煎熬了。没多久，我们就分手了。
不久之后，我又谈了一个台湾男友，他很小就跟家人移民过来了，算是在美国长大的。
我们谈了一年多，他对我体贴入微，因为有他的陪伴，我的精神状况有所缓解，说话也渐渐多了起来，但我始终不敢提及那段往事。
虽然噩梦仍时常伴随，但光顾我的次数明显变少了。原本我以为，爱情真是有魔力的，这段感情就是我的救赎。
可谁知，已经快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也都计划好带彼此见父母了，他突然告诉我，他的家人不同意。
据说他家是一个比较有名望的家族，他家里的人得知我们的关系后，还特意雇了私人侦探调查我。我想，他们应该调查不出那件事，因为我根本没有立案。
但他的态度让我明白，原本我以为的“这段感情能救赎我”，不过是一个笑话。最终，我们和平分手。
讽刺的是，几个月后，他跟我在美国交的“闺蜜”走到了一起。
4
而我，还要跟父母解释我的“未婚夫”为什么突然没了。父母也曾关心地问我，在外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但听着他们的声音，我似乎能看到他们殷殷期盼的眼神，我被伤害的事怎么也无法说出口。
于是，那件事成为了深埋在我心底，难以启齿的秘密。
直到2009年，在一次公益性咨询活动中，我遇到了一个帅哥医生史蒂文，他是一所医院精神科的医生，师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
不记得他说到什么触动了我，只记得我在他办公室里大哭了一场。在那之前，我一直没哭出来。
我原来也选修过心理学的课，对弗洛伊德嗤之以鼻，觉得是过时的老古董。在我，一名从事了多年实证科学研究的研究者眼中，没有实验数据支撑的一派之说，根本就站不住脚。
与其他心理医生试图剖析我的过去这种疗法所不同的是，史蒂文并没有问我具体发生的事情，而是说，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你怎么看待过去。
而我们对过去的看法，是可以改变的。他还说，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他说的这些观点，我不置可否。理论，谁都会说，可我要的是效果。
史蒂文推荐我去看一部喜剧片《Aanalyze this》，此片是讲心理医生和黑社会大佬病人的故事。我很认真地看了这部电影，学霸模式不自觉开启，毫不费力地把握到了要点。
然而，第二周见面时，他并未问起我的病情，而是真的和我讨论了一上午这个电影。我们聊得热火朝天，十分畅快。我能与人顺利沟通了，那种久违的感觉又回来了!
再过了一周，他又推荐我看一本名叫《Felling Good》的书，随后又一周，他跟我讨论了这本书。他没有劝我做什么，只是让我回到自己所擅长的领域，找到那个曾经熟悉、如今却无比陌生的自己。
经过他的启发，我发现在救赎的路上，我盲目地向外寻找助力，反而一次次迷失了自我。一旦遭遇否定，更加伤痕累累。
史蒂文的方法，唤醒了内心那个我。曾经学霸的经历，是我熟悉的。让我明白：能救我的，不应在外寻找，只有自己!
为了彻底治愈自己，我决定去系统地修习心理学课程。这意味着，我要放弃学了多年的生物学专业，放弃博士课程。从此，和我以前的专业背道而驰了。
最终，在史蒂文的帮助和推荐之下，我选择申请了南加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0年底，我拿到了南加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简单跟父母汇报了一下学业的情况后，就奔赴洛杉矶。那时的我，以为这将是我新生活的开始。走的那天，我把跟学校和专业有关的书都扔了，只带了一个行李箱，里面是几件换洗的衣服。
也幸亏我离开了，一年后我原来的实验室又出事了：一个女生枪杀了另一个女生，动机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课题争执，有人说是情杀，不管是哪种原因，压力大都是最大的凶手。
都认为美国是做研究出成果的好地方，但那是建立在外来学生的非人压力之上的。
在美国，外族裔受歧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倒是我跟的心理学教授很有意思。他讲课生动幽默，又会带我们做很多有趣的试验。然而，我的收获，除了门门功课全A之外，似乎，在其他方面并未有所增进。
显然，在这条新的救赎之路上，我又遇到瓶颈了。
5
我苦苦追寻的自我治愈之路，走得如此艰难，却又收效甚微。我有些苦恼，又在课余时间自学了一些法学常识，希望能有所收获。
一个意外的转机，悄然降临。
2011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在洛杉矶的街上闲逛，到星巴克买了杯咖啡，顺手买了份报纸，边喝边随意翻着报纸。一则启事，突然跃入眼帘，让我的咖啡洒了一地。
说不出是惊吓还是惊喜，只记着当时我的心跳得很快，咖啡不小心溅到了路人身上，我却向前狂奔，听到身后有人骂我“疯子”。
我不管不顾，招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住处，跑到床上蒙着被子大哭，这是我在史蒂文办公室哭过之后的第二次大哭。
那是一位女生委托律师征集性侵受害者线索的启事，性侵主角就是那个禽兽教授理查德。
这次的受害者是当地白人，她的父母找了律师全程陪同，但取证过程非常艰难曲折，因此，她在全美很多城市都登了报征集线索，希望更多的受害者站出来指证这位“禽兽”教授。
哭过之后，我的脑海里不由得再次重现了当时受害的经过。冲动之下，我详细地写下了整个经过，发到了启事里留的电子邮件地址。或许，我的潜意识里，还是期盼着作恶之人能够被严惩。
邮件很快就被回复了，然后有律师过来找我取证。学了一点法律知识的我，已然明白，出庭作证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考虑再三，我拒绝了律师的请求。
律师回邮件说，已经有好几个女生同意出庭作证，如果我选择不出庭，他们也尊重我的选择。我承认，我不够勇敢，已经从死亡边缘挣脱了，我不想再“死”一次。
离开了那所学校后，我扔掉了跟那所学校有关的一切东西，甚至不想去碰与那个城市有关的东西，就是不想再被唤起那些血淋淋的记忆。
美国不小，当我隐在角落时是孤独的，但是安全的。如果我走到公众视线里，恐怕会有数把无形的杀人刀袭来。
期间，律师一直在通过邮件告知我事件的进程，又有不少女生加入到原告团。显然，律师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鼓励我也加入其中。
此案经过多次审理，差不多一年后，又迎来了一次开庭。律师透露，这一次，有可能是最终审判。
在开庭的前几日，我终于鼓起勇气，给律师写了一封邮件，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我同意作证，并买了一张飞往芝加哥的机票。
天知道，这些天我过得有多难熬。然而，当做好决定后，我反而睡了一个安稳觉。
如同一个一心朝圣的人，拜圣人不能由别人代替，我得亲自去，以证实那不是一个梦。
当那个禽兽被带上法庭，我的耳目好像失聪，看不见听不见，脑子里一遍遍回放着当初那个夜晚发生的事。当律师叫我发言时，我记不清自己具体说了些什么。
但当法官宣布他有罪时，那庄严的一幕，我听到了，也看到了。
自从“禽兽”教授被起诉那日起，至今已经两年了，他才最终被定罪，且将要在监狱里度过6年的刑期。
我看到他低下了头，旁听席里有几个女生在低声啜泣。我和旁边的女生相互拥抱了一下，带着眼泪相视一笑。
正义虽然姗姗来迟，但终未缺席!
那天，天很蓝，太阳很暖，我回到了曾经的校园。有些东西需要扔掉，有些东西需要捡起，我还是我，但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
在校园里，我没有碰到一个熟人，但我不介意将我的笑容分享给那些年轻的校友。
晚上，我给父母和爷爷分别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过得很好。这么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一句简单至极的话，让他们觉得莫名其妙。
但他们并没有多问，我知道，他们一如既往地认为，我很自立，我能安顿好自己。
是的，我终于安顿好了自己，郑重地告诉他们不过是一种自我认证的仪式。
6
当伤害我的人得到审判后，我终于可以正视我的未来，我的职业规划。
那年，拿到心理学硕士后，我果断地结束了心理学课程。没有继续的原因是：心理学虽是热门，但西人不会找华人心理医生，华人又不爱去咨询心理医生。而我学心理的初衷，也只是为了治愈自己。
2012年底，我在南加州大学攻读了应用更为广泛的统计学博士。2015年，26岁的我，终于拿到了原本早该拿下的博士学位。
当然压力也还是有的，比如经常被导师发配到她家看孩子打扫卫生，听说同院的导师让女学生去跟基金投放负责人睡觉，不过这些压力比起那件事，都是小事。
正是应了尼采那句话：任何不能杀死你的，都会使你更强大。
在那个“禽兽”教授入狱后，我也终于打开了那个桎梏，重新考虑感情生活。
我决定不再“为难自己”，一改往日“舍宅”的样子，不再拒绝同学朋友聚会，其实在那事之前我都是个性格开朗比较受同学欢迎的女孩子。
2016年，在一次朋友聚会中，我认识了现在的老公，那时的他还是一个实习医生。聚会时，他的幽默健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没想到，那次聚会后，他开始单独约我。要不要告诉他呢?我开始有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我决定率先坦诚这件事。
记得那是一个夜晚，在校园外的一个幽静的小路上，路两边的太阳能装饰园艺灯星星点点伸向远方，汇入天际星空，月亮接近正圆。几盏路灯散发着柔和光，光晕里一些小飞虫在跳飞天舞。
我贪婪地多看了几眼，我不确定如果告诉了他那件事后，我还能不能看到这么美的风景。
本来我们是并肩而行，我讲，他没有插话，我也没意识到我越走越快，已经拉下了他半步。忽然，我听到身后“嘭”的一声，我的心一沉，原来我的事还是惊到他了么!
我慢慢回身，他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说：“你看你摔了一跤，我也摔了一跤，我们都会爬起来，多平常的事啊!”他张开手臂把我拉进怀里，伏在他的肩膀上我抬起头，泪眼朦胧中，灯光星光闪耀成一片，比刚才更美了!
他的这一举动，令我彻底卸下心魔。
一年后，他向我求婚，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结婚后我们换了个城市，他在一家很有名气的医院就职，我也找到了一份跟医药有关的调查统计工作。
他经常用他的“实战”经验，点拔开我电脑数据里的迷雾，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都配合的天衣无缝。他的工作很忙很累，但他还是那么幽默轻松。
和他在一起，我很幸福。
7
我也深知，这次我能收获幸福，是因为自己的心先走了出来。心走出来，但再也无惧看到任何跟性侵有关的新闻事件。
201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心理学女教授福特，指控最高法院法官卡瓦纳36年前对她进行了性侵。由于没法取证，她被指诬陷。
我坚信她说的是真的，即便她是心理学教授，如果施暴者没有得到与之匹配的惩罚，三十年五十年都不会痊愈。
我非常支持ME TOO运动，只有一个经历过的人不需要证据，就能体会到那种真实性。再好的心理医生，都比不过坏人被法律制裁给予的那种心灵创伤的愈合。
偶尔有人问我，没有当科学家后不后悔，后悔是没有的，但遗憾难免会有。做研究工作，周围的人都很聪明，能很快地相互解读对方的意思，跟聪明人共事不累。
但那又能怎样呢，谁都缓解不了谁的压力，谁都走不进谁的心里。
但还有另外一个说服我不后悔的原因是：搞研究的地方都比较偏，离中国餐馆比较远，而我好吃。
不怕你们笑话，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卖冰棍!
【本文来自知音旗下公众号：知音真实故事 ID：zsgszx118，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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