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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名为ChatGPT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短时间内在全球狂揽1亿用户，一时间成为热议的话题。谈到人工智能，前些年AlphaGo的问世，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万众瞩目的“人机大战”中，AlphaGo运用深度学习算法，干净利落地战胜了世界冠军韩国围棋高手李世石，“阿尔法狗”一时间家喻户晓，甚至登上了年度汉语热词榜单。
相较于AlphaGo在围棋等特定领域的大显身手，ChatGPT似乎更接地气，真正实现了“飞入寻常百姓家”，它能够通过学习和理解人类的语言来进行对话，还能根据上下文内容进行互动，像人类一样聊天交流，甚至能完成撰写邮件、视频脚本、文案、翻译、写论文等任务，受到人们的广泛追捧。随着ChatGPT的全球走红，在市场利好因素的驱动下，国内外科技巨头迅速跟进，相继投入大量资金着手研发类似的人工智能。借助这波热潮，可以预见未来包括司法领域在内，各行各业的日常工作将会与人工智能紧密结合。
事实上，多年前人工智能已经在司法领域进行了一些尝试，且富有成效。加拿大作家格拉德威尔在其著作《陌生人效应》中，记述了一项人工智能实验。该项目由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穆来纳森联合芝加哥大学保释专家共同开展，合作团队搜集了从2008年到2013年在纽约市接受提讯听证的55万名被告人的记录，发现纽约市法官裁定准许保释的人数大约为40万人。项目团队建立一套人工智能系统，输入这些提讯案件中检察官提供给法官的相同询问（包括被告人的年龄和犯罪记录），通过统计、分析和评估，由人工智能系统处理这部分案件，并列出系统最终决定的40万名保释人员。这场司法领域的“人机对战”，最终结果也比较悬殊。
相较于纽约市法官作出的保释决定，人工智能系统选择的40万名保释人员，等候庭审期间的重复犯罪率较前者少了将近20%。而且，双方的信息并不对称，纽约市法官作保释决定时，有三种咨询来源，包括被告人基本信息、地区检察官和律师的证词、法庭上对被告人的当面质询。而人工智能系统只有被告人的年龄和犯罪记录，但作出的保释决定反而更加合理。书中，格拉德威尔将人工智能在保释决定中的优异表现，归结于其能够通过大量的数据运算，一定程度上避免自然人在人际交往中因为存在“预设立场”和“透明性原则”（假定交往对象能够言行一致）而产生的误判。
其实，人工智能带来的利弊引发的争议，本质上反映的是“人机”主体定位问题。2022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提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审判执行、诉讼服务、司法管理和服务社会治理等工作的深度融合。意见明确强调，“辅助审判原则”，要求坚持对审判工作的辅助性定位和用户自主决策权，无论技术发展到何种水平，人工智能都不得代替法官裁判，人工智能辅助结果仅可作为审判工作或审判监督管理的参考，确保司法裁判始终由审判人员作出，裁判职权始终由审判组织行使，司法责任最终由裁判者承担。
意见为我们指明了人民法院在日常工作中，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人工智能有助于审理者快速整合法律法规、全面梳理涉案信息、精准推送类案检索、批量制作格式文本以及提供裁判建议和量刑预测等，这必将对法院工作人员固有的思考方式、工作思路、办案模式带来全新的启发，对于促进裁判尺度统一，保障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也有着积极意义。但是，我们应明白，裁判不能由人工智能作出，司法责任只能由裁判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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