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病肾与科学理性

1926年3月，梁启超在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做了右肾摘除手术。对此，他儿子梁思成的美国好友费慰梅有著述披露：当时“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指定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主刀；但“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ⅹ光片。”由此，梁启超被“割错肾”的故事流布社会广为传播——到2018年有部热映一时的电影里，还专门设计了相关情节：入职协和医院的上班第一天，院长要求必须面对一颗“肾”发誓，说有一位名人来医院做手术，结果误将他健康的肾摘出却把病肾留在体内，导致他英年早逝。

事实到底怎样呢？首先，肾摘除手术一般不会从前身“肚皮上”下刀——问题实质在于诊断——这有梁启超自己的说词为证。当年6月初，梁启超就在《晨报》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讲自己“便血”一年多，开始没当回事;“进协和后，仔细检查：第一回，用折光镜试验尿管，无病；试验膀胱，无病；试验肾脏，左肾分泌出来，其清如水；右肾却分泌鲜血。第二回，用一种药注射，医生说：‘若分泌功能良好，经五分钟那药便随小便而出。’注射进去，左肾果然五分钟便分泌了。右肾却迟之又久。第三回，用X光线照见右肾里头有一个黑点，那黑点当然该是肿疡物。这种检查都是我自己亲眼看得(很)明白的；所以医生和我都认定——非割不能断根，”“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是冤枉。”

显然，梁启超不愿意自己成为社会舆论借医疗事故反对科学的依据——当时的文坛“新秀”徐志摩就公开发表文章嘲讽医院“割错了腰子”，等等。梁启超当“忍”不让，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里亮明立场和观点：“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科学，”“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可见，梁启超坚持科学理性，高瞻远瞩而奋不顾“身”；这是常人难能可及的公正、明智，他以在今天可能会有歧见的博大胸怀与坚定立场，树立起现代社会科学传播的人文精神坐标，领先时代，弥足珍贵。

难道梁启超对“手术”毫无意见、对“协和”全盘肯定吗？否！1926年9月间，他在家书中对子女说出了心里话：自服当时名中医唐天如先生“药后之十天，本来已经是这样”——二叔（指梁启超二弟梁启勋）天天将小便留下来看——“他的还像普洱茶，我的简直像雨前龙井了”。“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这里，梁启超对协和的手术心存不满而肯定了中医疗效。在详细回顾了自己的病程发展及手术前后的身体状况后，梁启超痛定思痛；认为“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他明确地告诉后代家人：“总之，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尽管如此，梁启超仍然没有对协和及其手术乃至医生多加非议或责难；说“好在用了之后身子没有丝毫吃亏（唐天如细细诊视，说和从前一样），只算费几百块钱，挨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

也许，有人评说梁启超不应该这样“宁事息人”不了了之；但他作为近现代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学术大师，为坚持科学立场、传播科学思想“以身作则”，相信科学爱护科学，能够这样兼顾“医患”双方达到“忘我”的程度；正反映出五四“赛先生”启蒙社会甚至超越时代的历史折光。

引领创新的科学成就离不开科学的精神支撑。今天，为满足广大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尤其是在医疗保健、康养文化等领域的要求不断提升；我们必须聚焦社会医保、民众健康等共性问题，创造有利于科技进步的良好社会生态，建立健全并不断优化科学评价体系，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不断产出更多科技惠民、振兴国族的创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