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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年12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厨房做饭，儿子飞飞和几个小伙伴，在楼下的空地上玩耍。我家住在三楼，厨房窗口恰好对着这片空地。偶尔，我会探身看看儿子。
忽然，我听见楼下传来一声惨叫，好像是儿子发出的，紧接着是其他孩子此起彼伏的尖叫。我朝下一看，只见飞飞侧身躺在地上，其他人正从小区的不同方向朝他跑去。我头皮一阵发麻，赶紧冲下楼。
我冲下楼时，儿子已经被大人和孩子们围了好几层，有人在打急救电话，还听见有孩子大喊：“是他，是大虎砸的石头!”
我嚎啕大哭，握紧儿子的手，趴在地上不停地喊他的名字，他闭着眼睛，没有任何回应。鲜血从他的发间冒出来，流到脸上、地上，我脱下外衣试图捂住止血，可根本无济于事……
我叫罗丽娟，今年40岁，出生在山西阳泉市周边的农村。初中毕业后，我在附近镇里的制衣厂当针车工。2000年，通过媒人介绍，我和同乡陈建结婚，他比我大3岁，在镇上做装修工作。
和我家一样，他的父母也是农民。婚后，我俩在镇上租了一间50平米的小屋子。两年后，我们有了儿子飞飞，我辞掉了制衣厂的工作，留在家里专心照顾他。
因为生活开销变大，陈建想着找个更赚钱的工作，便去给一个煤老板当司机，家里慢慢有了点存款。
儿子刚上小学时，我动过重新工作的念头，和几个姐妹跑去北京学习做家政服务，考取了育婴师资格证，每个月能挣三千来块钱。
然而闯荡的心，最终敌不过对父子俩的牵挂，不到一年，我就回了老家。儿子上小学四年级时，我们拿出全部积蓄，在镇上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砸伤我儿子的大虎是对门邻居的孩子，他的爸爸姓张，在镇上有自己的公司。大虎妈妈能说会道，跟谁都是自来熟。她家里的装修和摆设很有排场，形形色色的朋友常去他家打牌到深夜。
大虎和飞飞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两人经常一起玩，我们大人自然也熟络起来。有时，邻居回家晚了，我就让大虎来我家吃饭。
大虎贪玩，学习一直吊儿郎当的，是学校里有名的小霸王。他父母很少管他，有时我想劝他们多留点时间给大虎，可每次见到他们趾高气昂的样子，到嘴的话就都憋回去了。
没想到，今天大虎又玩起了恶作剧，从他家向下扔石头!据现场的小朋友说，儿子当时正在和其他孩子说话，完全没有注意到这飞来的横祸。
情急之中，我顾不上报警，也没有想着拍照取证，只打了120。
镇上的医院离我家很近，没几分钟，急救车就来了。随行医生检查了儿子的状况，当即决定送他到县中心医院。
大虎知道自己闯了大祸，站在外圈不敢靠近。有邻居给他爸爸打电话，让他们赶快回来。
2
路上，我打电话让老公尽快去县医院。当时他正开车送老板去饭店应酬，因为担心他行车安全，我没敢说出儿子的具体情况。
到了急诊部，头部CT检查显示，儿子的伤情为开放性颅脑损伤，左侧颅骨粉碎性骨折，直接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说，必须立刻进行开颅手术!
我被吓得手足无措，手术知情书签字时，手抖得根本不听使唤。
陈建和大虎爸爸陆续赶来。大虎爸爸说：“对不起啊，大虎肯定不是故意的。你们放心，这次手术费都算我们的，我有亲戚在这家医院，关键时肯定能帮上忙。”
我老公向来脾气好，没见他大嗓门冲人发过火。果不其然，此刻他依旧忍着怒火，涨红着脸，一字一顿地说：“老张，大虎顽皮，这你们是知道的!事到如今，只要孩子没事，我们先听医生的安排吧!”
手术过程很顺利，我和老公不停地对医生道谢。
三天后，飞飞苏醒过来。当看到几天前还生龙活虎的孩子，现在脑袋裹满绷带，看不见眼睛，全身上下插着好多条管子，家人们都一个劲儿地抹眼泪。
大虎爸妈也在。主治医生把我们叫到一旁说，开颅手术是非常大的手术，孩子要在医院住满三周，随时观察生命体征，还有给予脱水、营养神经等药物治疗，预防并发症。
“三周?要住这么久!”跟出来的大虎妈妈一下子跳出来。他老公瞪了她一眼，冲她一个劲儿地递眼色，她才把下面的话憋回去。
这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来过医院。
第十天，孩子拆完线，医院通知我们：这几天要安排出院。我吃了一惊，孩子现在还很虚弱，说不清话，无法正常进食，每天都在输液，怎么这就能出院了?
儿子会不会有后遗症?他以后的学业、工作、甚至婚姻，究竟会不会受到影响?我忧虑不已。医生安慰我们说，回家慢慢养也可以的。我和老公性子软，也不希望为了多一个星期，而让张家指责我们多花钱，便同意提前出院了。
出院当天，大虎爸爸一改曾经亲热的语气，板着脸对我们说：“咱们就算结清了，以后孩子有什么事，都不要再找我们了!”
我拽拽老公的衣服，想让他说点什么，可他不吱声。我只好硬着头皮接过话：“老张，你看孩子受了这么大罪，也这么快就出了院，你们能不能再多给一点营养费，这之后的花费，还非常多……”
没等我说完，他立刻打断我：“这不可能，你们不要没完没了!”转身便扬长而去。
3
儿子仿佛又回到了小婴儿时期，我要用长把勺把食物一口口喂到他嘴里，再轻轻地擦去顺着嘴角流出来的汤汁。除了补充营养，还要定期带他去医院做康复治疗。
因为晚上也需要照顾，我们夫妻两班倒，有些吃不消。很快，为了儿子，陈建辞职了。
在我们无微不至地照料下，飞飞说话日渐清晰，走路也平稳了。可他每天仍是头痛欲裂，且拒绝吃止痛药，说怕影响大脑恢复。多少次，他疼到把头往墙上撞，我紧紧地按住他的身体，任凭他把我的胳膊掐得紫红。
有亲戚说，要找大虎爸妈要补偿，可我们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飞飞慢慢好起来，也不想跟邻居撕破脸。哪知三周后的一个早晨，大虎爸妈重重地敲我家门。这是我们回来后，他们第一次上门。
“学校给娃们上过保险，你知道吗?保险金应该给我们，是我们掏了手术费!”大虎爸爸沉着脸冷冷地说。
我被问懵了。我隐约记得，学校给孩子买过保险。可到现在，从没有老师来提过赔偿金的事。
他见我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更是抬高了嗓门说：“你们赶快去打听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能把钱还给我们!”
大虎爸爸一走，我便询问保险公司。对方听了我的叙述后，说这是一场涉及第三方的意外事故，并不在理赔范围内。
大虎爸爸再来时，听到这个结果，竟说我是在敷衍他。他说，能不能理赔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我们必须先把钱还给他们。
我据理力争：“是你家大虎把我们儿子砸伤的!”话音未落，他便大声指着陈建的脑门说：“不给钱，我们就没完没了，一直闹到你们给了为止!”
那之后，他们时不时地来我家催款。
持续的骚扰，让儿子无法安心休养，我们只好把他送到村里的公婆家，再由我和陈建轮流过去照顾。我想，毕竟那些人还不敢直接到老人家里胡闹。
万万没想到，大虎爸妈竟找了村里德高望重的人，来我家做工作：“为了这一万五的保险金，你们别给老家人找麻烦，赶快把钱给老张，把事情了了!”
我满腔怒火，把水杯重重地摔到桌上，却无言以对!我和陈建文化水平不高，甚至一度怀疑，难道真是我们的错?可明明是他家大虎砸伤了我们的儿子啊!我们决定咨询律师。
我们找到曾帮陈建老板打过官司的刘律师。刘律师安慰我们说不要慌张。首先，保险公司拒绝理赔是合理合法的。退一步讲，就算可以理赔，受益人也是我们，否则，岂不是等于花钱让别人打自家孩子?
他还鼓励我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孩子，起诉张家赔偿我们所有的营养费、精神损失费等等。
刘律师给我们计算了代理费、诉讼费等各种费用，我和陈建一听，面面相觑，犯难了。
这几个月，我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买房时又用掉了所有存款，现在生活捉襟见肘，甚至向亲友借钱以维持正常开销。哪里有钱请律师呢?
于是，我心一横，硬着头皮跟老公说：“我自己上!”
2014年4月，在刘律师的好心指点下，我们磕磕绊绊地捋顺了上诉状的内容，正式向法院递交了材料，法院很快立案。四天后，张家人签收了应诉材料。
一场苦战就要开始了。我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尽快打工挣钱，但我心里放不下儿子。
刚刚重返校园的飞飞，偶尔还会头痛，为了遮蔽疤痕，他整天带着帽子。得知我又要去北京赚钱，他懂事地说：“妈，你放心，我和爸能照顾好家。班上的几个好同学，都要帮我赶功课呢。”
于是，五一期间，我去了北京的一家家政公司。陈建留在老家，一边照顾孩子，一边打官司。
4
很快，一个叫小洁的年轻妈妈面试了我。经理告诉我，这个客户的要求很多，很多育儿嫂都不愿意去她家做。
我说：“只要能赚钱为儿子治病、打官司，要求再多，我也能做好!”
或许是随了眼缘，小洁雇佣了我。
小洁是全职妈妈，怀了二宝后，经常生病，情绪很差，有时十几天都不下楼。她的抑郁，我看在眼里，也愁在心里。每逢天气好，我就主动拉着她一起出去。为了逗她开心，我还专门找些有趣的新闻，讲给她听。
她的大宝豆豆，性格活泼，每天登高爬低的，一刻不闲。我原本就喜欢运动，带着豆豆得心应手，豆豆很快就喜欢上我，这让小洁长舒了一口气。
很快，我就融入了这个小家的生活。小洁有什么烦心事也愿意和我聊了，大多都是家庭成员间的小矛盾。我开导她，只要豆豆健康，别的事情都不要紧。
然而，我从没有和她讲过我家的事。每个月收到工资后，我就立刻转给陈建。
另一边，陈建像保镖一样，每天接送儿子，从爷爷家到学校，寸步不离，以提防大虎和他的几个小跟班，给儿子使坏。
在学校，他们没少找茬。有人会趁着课间，猛然把飞飞的帽子拽下来，踢得老远，有人会偷偷地把儿子的课本撕掉几页。儿子心知肚明，并没有多理会他们。
陈建多次找到老师反映情况。然而，每次那些臭小子不过是接受一番口头教育，没过几天，就又回到老样子了。
有一天深夜，急促的电话铃惊醒了我。原来，张家雇了两个人高马大、露着花臂的“社会人”，在半夜一点，敲开了我家的门，进去就是一通乱砸，临走前，还气势汹汹地抓起陈建的衣领，要求我们必须撤诉。
听着电话那头陈建发抖的声音，想着家中的一片狼藉，我的心顿时揪成一团，气得血管一跳一跳的，对陈建说：“不怕他们!光天化日之下，还能让恶人作了我们的主吗?”
之后几周，他们多次在深夜来我家狂敲门，陈建为了不影响别人，还是开了门。他们除了能在所剩无几的家具上狠踹几脚外，也只有无功而返。
张家一边对付我们，一边暗自把更多的石头“横”在了官司前面。在取证阶段，陈建恳求邻居们能够证明当天的经过，指证是大虎砸了飞飞。
哪知他们要么一口回绝，要么用各种原因推脱，说无法做证。就连那天脱口而出“是大虎”的孩子，也被父母送到亲戚家住了。
连续遭遇碰壁，让老公沮丧不已。从邻居们为难的眼神中，他猜到，肯定有人抢在他之前找过他们。
听到这些，我气得火冒三丈，在电话里指责陈建怎么没有早做准备。
他顿时发了飙：“我不懂，那你呢?你又管什么事了!”我们第一次因为官司的事争吵起来。
我更是生自己的气，连真话都没法替儿子讨回来!我顾不得自己的那点胆怯之心，立刻给刘律师打了电话。
一听是我，刘律师叹了口气说，陈建刚刚与他通了电话。他说：“你们夫妻两人必须镇定下来，研究清楚诉讼流程。在举证期满前，要抓紧去申请法庭取证!”
我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立案时，法院给我们的资料里明确列出过这一步，而我一头雾水，根本没有多读那些资料。
紧赶慢赶，陈建总算在规定时间内，把申请法庭取证的材料递上去。最后，通过法院办事人员在小区里实地核查，我们总算得到了宝贵的证词。
我忐忑的心，稍微平静了一些。
那之后，工作之余，我开始通过网络、看书，搜集法律知识，我还专门用一个记事本写下诉讼流程和重点。不明白的地方，我就厚着脸皮向刘律师讨教，生怕再因为自己的无知，而耽误了大事。
到后来，刘律师都开玩笑，说我可以参加司法考试了。
5
那些日子，还发生一件让我啼笑皆非的事。
老家亲戚告诉我，张家人在小区里散播流言，抹黑我的人品，说我在孩子出事之后，还往外地跑，肯定有问题。
我做人一向清白，结婚这么多年，我原以为这种事根本无需我多做解释。我一笑了之，而陈建也只字未提。
十一长假，我回到家。仅仅半年，我家变得破烂不堪，脏兮兮的地面上有碎玻璃渣子，满桌堆着文件纸张，厨房的油渍也蒙上了一层黑泥。看起来，陈建很久都没在家做过饭了。
趁着儿子不在，我一边打扫房间，一边和他谈起官司，最后，说到了关于我的流言。
正当我不屑于继续这个话题时，猛然间，陈建再也克制不住情绪，顺手抄起身边的椅子，暴风骤雨地砸向了家里的一切。
伴随着我的惊叫声，他怒吼着质问我：“你说!那些流言是不是真的?你的钱是哪里来的……你立刻回家!不能再出去了!”
我跑进儿子房间，放声痛哭起来。我自责没有能力保护好儿子，被肇事者步步紧逼;更伤心的是，在我筋疲力尽时，连老公也怀疑起我。
飞飞回来时，我和陈建已无语多时了。
我一把抱住儿子，他闭着嘴不出声，可眼泪哗哗地顺着脸颊流下来。“是不是想妈妈了?”我双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
陈建一直垂着头，在角落里坐着。这时，他走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们母子，全家人失声痛哭起来。我们都明白，十几年的夫妻，怎么可能不了解对方的为人!
他的这一次爆发，砸醒了我们。
我们意识到，为了打赢官司，我们不能总被动地让人拖着走，要直面所有的困难，积极地向同一个方向努力!
陈建愧疚地恳求我原谅他。第二天上午，他破天荒地跑到镇上的图书馆，开始学习，查阅法律类的图书，希望能够对即将到来的庭审有所帮助。
我回到北京，除了关心儿子，也不再忽视老公，经常给他打电话，让他能够时常感受到我的牵挂。
2014年秋，终于要开庭了，我不得不向小洁告假。
我给小洁讲述了实情。她惊讶地看着我，因为她从未察觉到我有什么心事。
“罗姐，发生这么大的事，你应当早点告诉我，我还能帮到你!”小洁多给了我三天带薪假。她让我遇到麻烦时，一定给她打电话。这让我倍感温暖。
再一次回到家，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成了一个更好的妈妈，但一步步走来，让我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坚定。
6
开庭前，我整夜未眠，在心里不停地背诵发言稿——我要亲自上阵为儿子辩护!
第二天，我和陈建一同坐在原告席。邻居夫妻坐在对面，脸色铁青，狠狠地瞪着我们。旁听席上，我们双方爸妈正襟危坐，他们一辈子和泥土打交道，在今天这片肃静中，他们比我更紧张，像是一场面对青天白日的宣誓。
轮到我发言了，我用力捏紧衣角，怕对方感觉到我全身的颤抖。
当我提到孩子头上那道十五公分长的疤痕时，不由得泣不成声。好多计划说的话，忽然都缠成一团乱麻。
辩论阶段，对方律师说着大段的专业术语，我完全怔住了。脑子绕不过弯来，只有直截了当地问他：“律师同志，我听不懂你说的那么多道理，我就想知道，如果你自己的孩子打伤人，你会不会补偿别人?”
律师停顿了两秒，不由得晃动了一下身体。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又继续他的发言。他那一瞬间的迟疑，竟让我有了一点点的胜利感。
因为证据不足等原因，第一次庭审后，又有了第二次庭审，第三次，第四次……我一次比一次放松。我知道，这场官司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证人、伤残证明、票据明细这些证据在说话!
2014年12月，正像全家人坚信的那样——事实大于天。法庭判决对方赔偿我们医疗费、伤残赔偿金和精神补偿费等，共计十二万元。
判决书拿到了，我却说不上开心，因为我紧绷的弦并没有放松。我猜测，张家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果然三周后，他们提出要重新商议，只能赔偿五万。我老公坚决不同意：“这是法院判的!凭什么能改?”
我们甚至做好准备，如果由于对方拒付而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就算我们收不到一分赔偿金，他们也必将受到其他的惩罚。
当时，我早已返回北京。小洁生了二宝，家里的事情更多了，每个人都很疲惫，谁也没多提官司的事。
直到三个多月过去了，赔偿的事始终没有结果。直到有一天，法庭的工作人员叫陈建过去谈话。说张家难缠，如果现在拒绝了这五万，强制执行阶段可能会更麻烦。
我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我忍不住和小洁商量起来。她听了义愤填膺，主动提出要联系她在当地的朋友，看能不能帮忙。我连忙道谢，回绝了她，我不希望我的家事，再牵扯到更多的人。
那段日子，我时常翻看手机里与儿子的对话。飞飞期末考试进入年级前十;那些坏小子得知我们打赢了官司，又看到飞飞的状态越来越好，就都消停了;飞飞日渐浓密的头发已经遮住了疤痕……
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我不愿再这样对峙下去了。2015年深秋，我们接受了那五万元，并用这笔钱，偿还了所有欠款。
之后，我向小洁辞职，我要回到儿子身边去!小洁说：“大姐，之前我抑郁了，其实是你的行为一直在鼓励我，走了出来!作为妈妈，我支持你!”
持续两年的噩梦结束了，我们一家三口，重新吃上了团圆饭。
2016年初，陈建找了一份开工程车的新工作。我则去阳泉市的职业培训机构，考取了母婴护理证和月嫂证，在市里做了月嫂。每个月下户后，能回镇上陪家人几天。
在镇上人看来，家政就是简单伺候人，没什么技术性。但是，正是当年我的法律记事本让我明白，“专业”两字的重要性。
2018年，因为小镇旧房拆迁，我们在阳泉市郊分得一个新房，离市中心很近。于是，我和几个朋友合伙在市里开了家政公司，吸引更多的好阿姨加入这个行业。
虽然在创业初期，遇到不少障碍，但对于经历过生死之痛的人而言，拥有工作之苦真是一种幸福。
今年9月，儿子考上了市重点高中，他笑着对我说：“幸好当初我不小心听到医生说，总吃止痛药会影响记忆力，我才能忍得住那些疼啊!”
我含着眼泪，欣慰地笑了。看来，在吃苦这一点上，儿子早早地就学过去了。经历了这些，我相信，我们一家会有个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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