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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是个幸运儿，因为我有两个妈妈。一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一个延续了我的生命。
我叫林欣夕，1989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爸爸经营一家皮具公司，妈妈是一名银行职员，日子过得还算富裕。因为父母工作忙，我出生后几乎都是奶奶在照顾。
不幸的是，1992年3月12日，在我3岁生日的前一天，我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肾发育不全。
7岁那年，医生提出肾移植手术计划，但父母和几个近亲的肾都与我不匹配，又找不到合适的肾源，手术迟迟不能进行。
为了更好的医疗条件，妈妈辞掉工作，带我在上海租房看病，爸爸则留在镇江打点他的生意。
1998年6月12日，我们终于等来了第一颗肾，这颗肾来自一位死于车祸的21岁女孩。她的生命在花一样的年纪戛然而止，我却因此获得重生。
接受人生的第一次肾移植手术后，我的身体逐渐恢复，并第一次走进学校。
可是，好景不长，才两年，这颗肾就与我的身体发生排斥，并逐渐溃烂。
就这样，我生活的重心又转回医院，继续忍受着各种痛苦。怕我死掉，妈妈想再要一个孩子，希望在第二个孩子身上找到一颗与我匹配的肾。
可是，怀孕的过程中，因为奔波照顾我，她的神经总处在崩溃的边缘，因此，胎儿四个月时就流产了。
2002年8月，爸爸不堪重负，与妈妈提出离婚。把财产问题都解决完后，妈妈办了离婚手续，带着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同年9月，13岁的我病情进一步恶化，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从而导致双眼间接失明。
我再次回到上海的医院。期间，医生做了各种方案来保住这颗肾，但在10月初时，医生不得不将这颗肾摘除，因为它已经千疮百孔，不能继续存活在我的身体里。
可去哪里再找一颗健康的肾来续命呢?当时我病情恶化，被下了病危通知书，所以，就算有一天能找到合适的肾源，我还等得起吗?
在一天天的等待中，妈妈寝食难安，瘦得不成人样，简直快发疯了。而我，因常年被无休止的透析和各种并发症折磨得筋疲力尽，早就对生活失去了兴趣，满脑子想的不是怎样才能活，而是怎样才能在妈妈接受的范围里，结束掉这些没完没了的痛苦。
就在这时，我们认识了老纪。50岁的老纪因急性胰腺炎住进医院，后来，她病房里的设备出了问题。当时，医院床位紧张，经过母亲的同意后，她被安排住进我所在的病房里。
有老纪加入的病房和之前没什么两样，我每天依旧控制不住地发脾气、摔东西、不理人。妈妈对老纪连声道歉。
可老纪柔声宽慰道：“肾是生命之源，她还这么小，又受着这番折磨，情绪差也是生理原因，不要强求孩子!”
那天傍晚，我将妈妈送到嘴边的药连同水杯又一起摔在地上。妈妈哀叹连连，老纪见状，凑近我，说：“孩子，外面夕阳很暖，我们出去坐坐吧?”
当时，不知是赌气还是打算给妈妈一个喘息的空间，我便在老纪的搀扶下，穿上鞋子，下了床。
朦胧中，听见老纪对我妈说：“放心，我会照顾好她的。”还把外套披在我身上。
老纪紧紧搀扶着我的手，穿过医院。那是我第一次与陌生人有如此亲密的接触。走到病房外，我们在长椅上坐下。
沉默了一会儿，她轻轻抬起我的右手放在我头发上说：“夕阳正洒在你身上呢，不管你能否看见，它都在温暖你。感觉到了吗?你的头发现在是金色，可美了!”
一个从小被病痛折磨的人，还是第一次，与这个“美”字联系在一起。我顿时就哭了。
老纪帮我拭干眼泪，从兜里掏出两颗麦芽糖，缓缓地跟我说起这些年她在上海经营麦芽糖店铺的经历，还提及她女儿小时候最喜欢收集花花绿绿的糖果。哪怕不吃，就看看也会很开心。
原来，老纪年轻时就跟丈夫离婚了。原本她有个女儿，5岁时因病夭折，之后便一个人生活。
她语气温柔、平和，像轻风拂过湖面。朦胧里，我似乎看到她那被晚霞映得通红的眼眶，透着股忧伤。
我也慢慢打开心扉，在夕阳里向她吐露14年来的遭遇以及对妈妈无法言语的亏欠。在那之前，我一直把自己包裹得紧紧地，用沉默来对抗生活的残酷。
回到病房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释怀。
2
一周后，老纪经过治疗完全康复，很快就出院了。当天下午，我因血压急剧突升再次陷入昏迷。
那次，我以为一切痛苦都可以结束了。可是，第二天，我又在病床上醒了过来。
而且，我的视线彻底陷入黑暗，什么都看不见，只能感觉到身体的阵阵绞痛和呼吸机压在脸上的负重感。
终于有一天，隐约中，我听见妈妈激动的声音：“夕夕啊，找到了，配型成功了!我们有救了······”
后来，我才知道，老纪在医院知道我的情况后，就以“亲属”的身份独自去找医生做了配型。
未对我们母女提及，就是怕我们有太大的期待，毕竟没有期待就不会失望。
谁曾想，老纪是O型血，我是B型血，血型匹配;一系列淋巴细胞毒试验、白细胞抗原(HLA)和群体反应抗体(PRA)等多种检查中，医生发现六个点位中，她竟幸运地和我匹配上了4个点!
检查结果出来后，老纪就主动提出，要把她的一个肾捐给我。她咨询过医院方面，得知活体肾移植把控很严格，根据有关规定，只能在有配偶、血亲或因帮扶形成的亲情关系间进行。
于是，老纪找到我们，提出要收养我。我妈激动地都不知说什么才好，当场就要下跪，以当时的情况，别说养女了，只要能救我的命，让我一辈子认老纪当妈，她也是愿意的。
因老纪膝下无子、我又是离异家庭，妈妈为我治病辞了工作失去了经济来源，所以收养手续办得还算顺利。
老纪将我的户口迁至她名下，还特意去公证处对无偿捐肾进行了捐献公证。由于我当时命悬一线，再不及时换肾，生命也将终止。
医院伦理委员会综合考虑、认真审查后，认为老纪所提供的一系列证明符合活体捐肾的条件，可以马上手术。
很快，2002年11月19日，我以老纪养女的身份接受了人生的第二次肾移植手术。
上午八点左右，老纪和我先后被推进手术室里，在麻药的作用下，我很快没了意识，醒来时已经下午五点了。妈妈告诉我，手术很成功，老纪也没什么危险，正躺在隔壁的病房里。
之后，我又睡了过去。晚上七点，我再次醒来，刚起身没两分钟，我手术的部位突然出现阵阵难以忍受的绞痛。绞痛持续了半分钟，我的四肢开始抽搐，身体像掉进冰窖里，冷得牙齿不停地打颤。
这时，医生告诉妈妈，我必须立即接受二次手术，因为老纪的肾正在我的体内排斥打转，可能导致了肾动脉弹开。
经过三小时的抢救，医护人员终于保住了我的命，并成功让老纪的肾继续活在我的身体里。
从此，老纪和我们母女结下了不解之缘。奇迹的是，她的肾至今仍然健康茁壮地活在我的身体里，并不断治愈着我的内心。
手术后，妈妈知道老纪一个人住在上海，身边没有亲人，便把她接到家里一起照料着。
妈妈说我的命是老纪给的，按照养女的义务，理应喊她纪妈妈，可老纪却微笑着说：“是你妈带你来到这个世界，她从没放弃过你，你妈妈很伟大!我比你妈大十来岁，你叫我老纪就行。”
在我家住了半个多月后，老纪刚能勉强走动，就坚持搬回杨浦区的住所，说她的猫留给了邻居老太照顾，要回去看看。
妈妈便提议把猫也接过来，可老纪拒绝了，态度很坚决，没办法，妈妈只好将她送了回去。我们猜测，老纪这是怕给我们添麻烦。
走的时候，她把十多天里缝制的几个玩偶交到我的手里，还嘱咐我要好好养身体，不要让妈妈担心。那时，我的视力还在缓慢恢复中，看人也模模糊糊。不知为何，听她的语气，像是急着要去做什么重要的事。
因为不放心，送她回家的第二天，妈妈又上门去探视。结果发现她在武川路附近弄堂里的店铺和家门都大门紧闭，邻居说前一天她回来后没多久就说要回老家盐城，而且说每年的12月她都会消失个十来天。
一听这话，妈妈紧张了起来：“回老家，她的身体怎么受得了?”邻居说，昨天见她时，就觉得她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可她只说胃有些不舒服，不碍事。
“哎，这个老纪啊，做什么都神神秘秘的，她这个糖果店喽，其实每年也挣不了几个钱，阿拉都劝她盘出去算了，可她每次都说，小姑娘们买糖时开心的样子，看着很满足……真是脑子坏掉了……”
3
妈妈问这位邻居要了老纪盐城老家的地址，回到家后，还是不放心，又找了个朋友来照顾我，连夜赶到盐城去找老纪。
四天后，妈妈回来了，什么也没说，只告诉我要出趟远门，会让在上海打工的堂妹来照顾我，并一再提醒我吃各种抗排斥的药。
自从换了老纪的肾，我感觉自己心情平复了不少，那时候我的视力还没完全恢复，就想着等我眼睛好了，一定要好好看看她长啥样。
所以，重拾新生后，我对未来充满了各种憧憬和想象，各种药物也都很配合地服用。
一周后，妈妈终于回来了。当我问她去了哪里，去做什么时，她只说，是关于你纪妈妈的事情，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第二天，妈妈精心准备了一桌子饭菜，请老纪过来吃饭。
老纪一进门，就不停摸上摸下、关心着我，说我面色红润、精神好，不停感慨着原来自己的肾竟可以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变化，还高兴地从包里掏出一袋麦芽糖放在我的手上，嘱咐我不要多吃。
半个多月没见，我摸着老纪的手，感觉她似乎消瘦了，不过妈妈说她身体恢复得还不错。
妈妈要老纪留下来，要好好照顾她，可老纪只睡了两晚，执意要回店里，说回去收拾收拾，店也要重新开起来了。妈妈便没再勉强。
后来，妈妈总一再对我强调：“小夕，纪妈妈不仅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更是亲人，知道吗?你长大了，也一定要把她当妈妈来照顾!”
我认真地点点头。从那以后，只要老纪不忙或逢年过节时，妈妈都会请她来家里吃饭，或去附近的公园里散步。
久而久之，老纪也渐渐放下了拘束，并慢慢融入我和妈妈的生活里。手术后的第10个月，我终于完全恢复了视力。
恢复光明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老纪给的麦芽糖，只见袋子上印着“纪”字，里面的糖果有机器猫、小兔子、小狗等各种卡通造型，各种各样的颜色，特别好看，我紧紧搂在怀里，好长时间都舍不得吃。
我也第一次看清了老纪的模样。她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眼角有不少皱纹，但她的笑容，那么好看，那么温暖。显然，她是喜欢和我们在一块的，尤其与妈妈一起在厨房里做盐城草炉饼时，她的笑容那么开怀。
2004年9月，我的身体稳定后，重新回到学校，妈妈也在上海一家公司当财务。妈妈工作忙时，老纪就带我去医院复查，到了周末，还带我去她的店铺里玩。
在那里，她对每位顾客笑脸相迎，耐心帮顾客挑选糖果、独立包装、再装入外包装壳，等客人走后，她就让我挑一个，轻轻塞到我的嘴里，微微歪着头问，好吃么?
我的心，瞬间就变得好甜好甜，甜得眼泪似乎也要流了出来。
就这样，老纪如同亲密家人一样，活在我和妈妈的生命里，并和我们相互扶持、互相照顾着走过将近16年的漫长岁月。
只是，每年一到12月，她就变得有些低落，神秘兮兮，每次都是在出远门的前一晚，把猫送到我和妈妈这里，却怎么也不让我俩送她去车站。
前面几年，面对我的困惑不解，妈妈总安慰道：“纪妈妈不让我们送，肯定有她这样做的理由，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坚持，免得她为难。”久而久之，这么多年下来，我也就习惯了。
4
直到2017年，老纪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经过几次化疗，她的体力一次不如一次，最后不得不坐在轮椅上。
那年，我28岁，在一家小公司当文员。每天一下班，我会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照看她。
尽管，她看见我，依旧微笑着，但12月的那段日子，她的眼睛总会时不时地浮出我从未见过的落寞。
一天晚上，妈妈俯下身握着她颤抖的手说道：“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放心，我们找机会送你去连云港，去看看她。”
听到这里，老纪诧异地看着妈妈，过了好一会儿，才恍惚地点头：“好，好!”说完，她转过头去，不知所措地笑了笑，笑着笑着，眼眶就湿润起来。
当天凌晨四点，在没征得医生同意的情况下，妈妈和我将老纪偷运出医院，从上海赶到连云港海州区。
在一条江边，妈妈停了下来，问老纪需不需要先入住宾馆休息一会儿。老纪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摇了摇头。
妈妈把她的轮椅推到江边，给她盖好毯子又嘱咐了几句，便带着我来到江对面的一家小宾馆里入住。
宾馆房间的窗户正对着江。放下行李，妈妈注视着老纪在江边的背影，开始向我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儿。
妈妈说：“当年我依照地址，连夜赶到盐城老家，却没有见到她。而且她老家的人告诉我，说自从她的女儿18岁在连云港失足落水后，她就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家了。”
什么?失足落水?老纪的女儿不是5岁病逝的吗?妈妈解释道：“刚开始，我跟你一样惊讶，但我核实过了，她女儿确实是18岁生日的当天，从······从那里跳下去的。”
说着，她看了一眼老纪的方向。听到这里，我更迷糊了：跳?不是失足吗?妈妈打开手机，给我看她在老纪家拍的一张图片，那是一份泛黄老旧的连云港晚报，版面右下角的一个小标题猛地刺痛了我的眼睛，18岁花季少女跳江自杀······
“既然是自杀，他们怎么说是落水?”我问。妈妈说：“大概是你纪妈妈不想让人知道吧。关于这件事，也只有报纸上的这几句话。她的老家人不知道内情，也在情理之中。”
沉默了一会儿，妈妈看着窗外，半晌才说：“小夕，你相信命运吗?1992年12月，我在这里见过你纪妈妈的女儿，她叫小美。”
我瞪大了眼睛，身子不觉有些颤抖。
原来，那年28岁的妈妈因公来连云港出差，就住在这条江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小美住妈妈对门。
那天，妈妈就看到她一直坐在江边的长木椅上，日落天黑才回到宾馆。有一天，旅馆突然停电，妈妈听见她发出惊恐的叫声，就去敲开了她的房门，搂着她不停安慰她。
妈妈说：“我感觉到她身子在颤抖。后来，电来了，我问她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家在哪里，她只说她叫小美，是上海来的。别的，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我办完事，退房那天，经过江边时，看到她又坐在长椅上，我就走过去跟她道别。
“听说我要离开，小美给了我两颗麦芽糖，微笑了一下。三个小时后，当我想起公司的一份文件落在了旅馆，再次返回时，就看到河边围了很多人。走近打听，才知道，有个姑娘跳河了，被人救上岸时已停止了呼吸，遗体也被警察带走了。
“我呆了好半天，心怦怦地跳。旅馆老板娘告诉我，跳河的正是小美。现在回忆起来，那个姑娘就像在我梦里存在过的一样，一睁眼，便消失不见了……”
“可是，你是怎么知道她就是纪妈妈的女儿?”我还是不解。
“当年，得知你纪妈妈没回老家，女儿又在连云港落水离世。我便来连云港找她。可是，茫茫人海，我打她手机，又显示关机。
“我就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个宾馆先住下来。晚上，我翻来覆去，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上一次来连云港就是1992年遇到小美的那次。
莫名的，脑海里就浮现出小美的身影，冥冥中，我不自觉地就把她和老纪联系在了一起。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迫不及待赶到这里。我甚至想过，如果再找不到老纪，我就报警。没想到，我真的在河边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坐在江边的长椅上，望着远方的渔船。
“十几年过去了，那江早已建了桥，有了防护栏，可是，老纪坐在江边，那场景跟当年我看到小美的感觉一模一样。
我知道，那是她和女儿独处的时刻，不愿被人打扰，但我又担心她的身体，便一直远远盯着，默默地跟着她。
“这些年，老纪每年12月就要来这里思念女儿，我之所以没告诉你，一是实在不知从何说起，二是纪妈妈不愿提这些，我们就不要提，我怕你不小心把事情戳穿了，她会伤心。”
5
那两天，老纪每天起来后，都会坐在江边，静静地看着江面，一句话也不说。考虑到她的病情，妈妈执意要带她回上海，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回到上海后，她的病情也急转直下。
到了2018年2月时，她的体重只有70斤，四肢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抽搐，呼吸也变得异常困难。
只要她的体力稍好些，我便像往常那样推她在医院的草坪长椅上晒晒太阳。就像我13岁那年，她带我看夕阳那样。
老纪握住我的手，说：“小夕，这些年，谢谢你，还有你的妈妈，是你俩让我的生活有了气息。你们一直说感谢我，可你不知道，当年我捐肾给你，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已经一心向死。后来，看着你一天天好起来，我也感觉像重新活了一次!
“孩子，谢谢你;我更要谢谢你妈妈，像守护你一样守护属于我和女儿的时光。我时常想，如果自己年轻时像你的妈妈那样，或许我的小美还活着。4岁那年，我离婚后带她来上海生活，还和人合伙做毛绒玩偶的出口生意。
“因为生意太忙，我早出晚归。从小到大，她不哭不闹，总是安安静静的。每个周末，我总会在摊上买包麦芽糖带回去。她一见到麦芽糖，就特别开心。后来，读小学，她反而变得很黏我，不让我出去上班，可是我要拼命挣钱啊。
“有时候就难免责备她，说她耍小孩子脾气，不懂事，不乖。渐渐地，她也不再缠着我，话也变少了。16岁那年，她频繁逃学，我以为她跟什么人学坏了，可经过观察，我发现，她总是独来独往，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其实，按照现在的说法，她就是典型的抑郁症。
“我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停下工作，一心一意陪伴她。一年后，她看起来活泼了不少，还总让我快点回去工作。
“等到她离家出走，在她留下的信里，我才知道她支开我，是怕我听见她黑夜里的哭声和莫名发抖的双手，她说太痛苦了，撑不下去了，让我原谅她，还要我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我崩溃的到处找啊找，直到接到连云港警方的电话，才知道……我想，她选择连云港，就是因为9岁那年儿童节，我来连云港谈业务，带她一起，在那儿玩过，也许，那是她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
“女儿走后，每每一想到她在黑夜里无助地哭泣，双手发抖，我就痛得生不如死，可她说希望我活着，我就不能死。我就在杨浦区盘了家店，专门卖女儿喜欢吃的麦芽糖，我就是为了有个念想。”
2018年2月底，老纪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她紧紧地握着妈妈的手，又看看我……那一刻，我似乎有千言万语，要对老纪说，我要告诉她，我爱她，我还要吃她的糖，我们还有好多事儿没有做。
一股热流冲向我的鼻尖、眉心，我突然哇哇地大哭，老纪——老纪——地呼唤起来，到最后，我一头扑倒在她的身上，喊着：“妈妈，妈妈!”可是，她微笑着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下午，母亲和我来到她的住所整理东西。在木箱里，我发现一些照片，妈妈说照片里的女孩就是老纪的女儿小美。照片的下面全是书信，信的内容都是这些年我们三个女人在一起做过的事儿。每封信的末尾都写着：梦里见!
在送走老纪后的一天晚上，我和妈妈一边整理相册一边回忆着有她的生活。这些年，她像个摆渡人，把我和母亲渡出黑暗，而我们仨，也温暖了彼此的岁月。
医生说，像我这样的肾移植患者，好的能活40年。其实，我早已不在乎生命额度还有多少。因为，我已足够幸运，有一个对我不离不弃的生母，还有一个在至暗时刻让我重生的养母。
你看，生命何其残忍，可我们却在最残忍处，邂逅了温暖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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