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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发展起来，将如何改变中国的育儿乃至生育环境？
近日，国家卫健委和地方卫健委频频到各地进行婴幼儿照护服务调查，而多份地方文件的出台，不断推进婴幼儿托育政策的落地。
11月10日，山东省卫生健康委调研组一行到淄博市桓台县调研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要求全面落实十九大提出的“幼有所育”要求，进一步健全家庭支持政策体系，主动创新，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以城带乡、以点带面，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多种形式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
10月底到11月初，北京、广西等地区，以及江门、鞍山、德阳等城市都发布相关文件或者计划，规范和促进婴幼儿托育的发展。
“如果有合适的全托机构，我就可以出去工作了。”一位家住广东省开平市的全职妈妈罗莹（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她有一个将满1岁的女儿，孩子出生之后一直在家带娃，但自己其实很想出去工作。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黄文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大家已经有共识，就是养孩子的负担太重了，尤其是对于职业女性来说更是如此。
“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这是应对生育率下跌的痛点。”黄文政说。
为应对老龄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各地托育政策频落地
如果可以兼顾工作与家庭，对于现代中国家庭，尤其是职业女性来说，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现实情况却往往不能两全。
目前，很多上班族妈妈面临生娃不易带娃更难的境地，尤其是幼儿园接收3岁至6岁儿童，而3岁以下婴幼儿却无处可托。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优先发展普惠性托育机构，并明确相关政策支持和部门责任。
该《意见》提出，到2020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初步建立，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有所提升，人民群众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得到初步满足。
到2025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健全，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人民群众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婴幼儿托育的政策频频落地。
今年10月，《沈阳市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方案》发布，提出在2020年底前各区、县（市）建成1-2家具有示范效应、承担一定指导功能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到2025年，全市基本形成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
同在10月发布的《佛山市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案》提出，各区选取两所有条件的普惠性幼儿园开设托班试点，招收2至3岁的幼儿。到2025年，每千常住人口托位数达到：禅城、南海、顺德区不少于5托位/千人，高明、三水区不少于3托位/千人。
沈阳、佛山方案是近期各地频频发布婴幼儿照护方案的典型。而除了发布婴幼儿照护实施方案之外，很多地方也公布了婴幼儿照护机构的发展计划。
10月底，北京宣布，2020年至2025年，计划建成不少于34家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同时，对于规模在1万人以上的新建居住区，按照不少于每千人4托位规划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
11月3日，广西在关爱“一老一小”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拟在24个市、县（市、区）设置和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提升。
近期，还有江门、鞍山、德阳等城市发布相关的规范或计划。多地行动计划的落地意味着，目前发展不足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市场将发生巨大的改变。
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届托育服务发展论坛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表示，目前我国有3岁以下婴幼儿将近5000万，能够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社会机构很少，全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
为何想生不敢生？
如此低的入托率，导致为了兼顾工作与育儿，很多中国家庭在孩子出生后往往请祖辈隔代照看，或者请育儿嫂来解决。
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对象中，几乎所有孩子还小的母亲，对于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都非常渴望。
在孩子出生后，一直坚持工作的张静（化名）认为，如果有好的幼儿托管中心，减轻上班族的不少压力，是件很方便的事。“宝宝既能有好的托管中心照顾，我也能安心做自己的工作。”
做了一段时间全职妈妈，但计划重新找工作的许梅（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幼儿托育机构很好，不仅能减轻大人的负担，还可以让宝宝学会很多东西。“大人可以安心工作，宝宝能在托管所开心地玩耍和学习。”
对家庭来说，越早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父母在育儿上的压力就能得到减轻。而降低育儿成本，则有希望带来生育率的提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比上年下降0.46个千分点，主要原因是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8年减少500多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600多万人。
另外，生育水平略有下降，也是影响出生人口减少的因素。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发现，经济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最大因素，其次便是照看孩子的问题，妈妈们直呼“养不起，照看难”。张静、许梅和罗莹都表示打算生二胎，但仍处于观望状态。
张静感觉现在生活压力太大，既要上班，还要照顾不满3岁的女儿，无法时刻陪在女儿身边，觉得挺亏欠女儿，“所以想再要一个宝宝，两个宝宝一起长大。”
许梅儿子不满2岁，现在全职在家照顾宝宝，计划再过2个月重回职场。 “生活压力挺大，现在物价比较高，不敢轻易生二胎。”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
黄文政指出，为了提升生育率，不仅仅在婴幼儿托育上，还应该在其他地方减轻父母压力。
“我国女性的就业率非常高，她们也面临较大的生育困难，因此需要国家进行一定的政策改革。”他表示，不少企业因为女性休产假而存在就业歧视，这方面政策需要完善。此外，应该鼓励企业让有婴幼儿的父母上班时间更为弹性。
黄文政认为，目前小学放学时间太早，有时甚至下午3点就放学，造成很多家长需要提前下班接小孩，如果学校可以免费照看到下午6点或者更晚，就可以进一步减轻父母的压力。
另外，面对生育后的高成本，一些母亲还渴望得到部分经济上的资助。
“要生多胎的话，国家能否给予相应的鼓励生育政策，比如给生育多胎的妈妈发放相应的奖金。如今生养宝宝费用比较高，上班族会觉得生育多胎压力比较大。”许梅称。
托育机构盈利怎么解？
改善生育率并不能仅仅依靠一方的力量，尤其是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发展，更需要多方合力。
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托育机构后了解到，目前托育机构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投入不少，但收费很难提升，导致生存艰难，老师的工资也偏低。
麦贝•伊恩托育中心的姚园长表示，自己从事了5年婴幼儿托育工作，加入行业的原因是希望让更多孩子减少隔代教育矛盾，解决年轻家长教育问题的后顾之忧。
不过，姚园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她所在的高邮市属于江苏省的一个小城市，托育中心收费不能太高。目前，该托育中心实行小班制，为15人/班，春季正常收费标准为1480-1680元/月，秋冬季只有1198元/月，仅能维持运营。
另一个问题是，目前托育中心只是幼儿园入学前的“周转地”，面临招生的问题。姚园长表示，幼托中心带娃周期太短，每个孩子正常入学半年左右就去幼儿园。为此，她需要不断地招生，每年秋冬季又是淡季，只有春季过渡班需求比较高。
投入300万元成立昆明茂尔楷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汪园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们去年年底开园，发现打造一所真正能够达到国家标准的托育中心，资金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汪园长表示，从2010年开始，他做了10年的儿童早期教育，发现无论是早教或者是课程类培养，很多小朋友在行为和学习习惯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其实跟3岁前的成长环境不恰当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与其等出现问题再来解决，不如在前期给孩子们足够的引导和干预，帮助他们养成好的习惯。”他表示，“但按照我们的体量、服务标准和照顾能力，实际上就昆明这个地区而言，应该每月收费在6000-7000元左右。如果是在广东，月均基本是15000元左右的标准。”
现在该托育中心的收费每个月仅3000元左右，汪园长表示，整体处于成本价格。
为何很多托育机构都不敢收高价？
这与很多父母对托育中心的收费承受力有关。调查显示，家长们能接受的收费门槛较低，张静称只愿意每个月出1000元的托管费，许梅则为2000元左右。
因此，麦贝•伊恩托育中心的收费价格尽管家长都能接受，但盈利情况并不乐观。
姚园长表示，“成本刚收回，无盈利，还遇到疫情，大头都在房租、装修、人员成本，确实很难。如果提价，很多家庭接受不了，母亲只能继续在家带娃，无法就业。”
收费偏低还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老师收入偏低，服务质量难以保证等。姚园长指出，她们托育中心目前有教学经验的老师月薪为2500元，缴纳五险。
原国家卫生部部长、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终身荣誉会长张文康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届托育服务发展论坛上表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仍然面临着配套政策法规滞后、供需矛盾突出、总量供给不足与结构失衡并存，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必须加强政策引导，调动各方面、各部门的积极性，推动建立普惠、普及、便捷的服务体系。
黄文政表示，从普惠托育体系的建设来说，国家也需要更多财政资金投入，可以先在一些地方实施试点。
姚园长认为，托育行业很有市场潜力，但需要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现在提倡托育，可是没有国家补贴，前期投资大，利润太低。”
汪园长称，目前暂时没有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各方面的政策还处于起步阶段，侧重方向还是以行业标准和监管方式的制定为主，资金或政策的支持依然需要一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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