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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梅耶和圣母大学经济学家沙利文发布研究报告称，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下半年美国新增贫困人口800万人，贫困率上升2.4个百分点，其中黑人贫困人口上升5.4个百分点。据《福布斯》网站报道，与之相反的是，疫情期间，美国前650位亿万富豪财富增加1.2万亿美元，财富总额增加近40％。疫情危机使本已悬殊的美国贫富差距变得更加尖锐。
2020年数百万美国人将成为贫困人口 来源：彭博社
历届美国总统都承诺将缩小贫富差距，而最终的结果却是贫富鸿沟进一步加大，社会不公平更加严重。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为例，他向选民承诺“将抽干华盛顿的泥沼”，改变特殊利益团体操纵政治的现象。但他在任期间推出高达1.5万亿美元的减税政策，却让富人们获得了绝大部分利益。联合国在一份关于美国贫困和不平等的报告中指出，“这一政策似乎是故意取消对最贫穷者的基本保护，惩罚那些没有就业的人”。
“旋转门”现象已经成为美国权力关系网中司空见惯的政治生态，折射出权力与资本之间密不可分的勾连。2016年，特朗普首任竞选经理莱文道斯基和顾问贝内特共同创立一家游说公司，将其与特朗普间特殊关系作为最大“卖点”。特朗普政府不少班底更是直接“旋转”自企业高管，首任国务卿蒂勒森来自埃克森美孚公司，财政部长姆努钦来自高盛集团，国防部长埃斯珀来自军工企业雷神公司。从政府去职后，这些政客再次“旋转”至大公司或智库，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例如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卸任后重新成为国防承包商通用动力公司董事会成员，被誉为“史上最差国务卿”的蓬佩奥则加入哈德逊研究所。
华盛顿K街（K Street），被称为众多智库、游说集团的中心。在政治话语中，“K街”已成为华盛顿游说行业的转喻。（资料图片）
美国游说机制和“旋转门”现象盛行，其根源是政治体制的腐败。从1938年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到1995年的《游说公开法》，再到1998年的《游说公开技术法》，一系列法律条文让各种游说团体周旋于国会山和白宫之间，影响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使之更符合游说集团的利益。据不完全统计，在华盛顿有超过2000家游说公司，年游说费用达35亿美元。去年，美国五大科技公司，脸书、亚马逊、谷歌、苹果、微软共花费6100万美元游说政府，以规避监管。
去年，美国五大科技公司，脸书、亚马逊、谷歌、苹果、微软共花费6100万美元游说政府，以规避监管
英国《经济学人》认为，“美式民主已经变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每个国会议员平均有20多名说客，为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争取利益。”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文称，“合法腐败在美国已成常态”。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直指，美国的腐败是政治过程本身的系统性腐败，“当你经手数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购买影响力时，体制就遭到破坏，且更难维护普通美国人的代表权”。
在游说机制和“旋转门”的合力作用下，美国政治处处都体现了资本的意志，散发着“铜板的恶臭”。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93%的美国人希望本国政治制度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绝大多数政客都是腐败的”。近年来，占领华尔街运动、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反种族主义浪潮，以及年初暴力占领国会山事件是美国政治腐败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尖锐的必然结果。（热点观察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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