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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问题是每个人在任何阶段都有可能发生的，就像感冒、腹泻一样平常，但人们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羞于启齿，拖延治疗，大大降低了生活质量，还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我叫张颖，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已有十年了。2019年春，我回到了老家浙江宁波，办起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工作室。
大陈是我在工作室接待的第一位咨询者，也是印象最深的一位。那天，他穿一身得体的格子西装，略有些犹豫的样子，搓着双手走了进来。
大陈进来后有些不知所措，还没坐下，就嗫嚅着说：“市医精神卫生科的刘医师诊断我是焦虑症，让我来找你。”虽然有刘医师的大力推荐，但他还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鼓足勇气来找我。
我引领他路过躺椅，坐到一张靠背椅上。我们成九十度坐在办公桌的两边，他靠在椅背上，两手相互揉搓着，不知从哪儿开始说起。我等着，希望由他选择话题。
从外表来看，他长相挺阳刚，标准的国字脸、高鼻梁，只是浓眉下的那双眼睛有意无意地回避着我的目光。
过了一会儿，为缓解他紧张的情绪，我主动问：“能简单跟我说说你的症状吗?”
大陈明显更焦虑、紧张了。他回答得很快，手肘靠在桌子上，身子前倾。他说自己经常感到胸痛，已有20多年了，近年来越来越严重。
天一黑，他就觉得紧张，害怕出门。夜里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即使睡着了，也是断断续续，常做噩梦。这些年他看过不少医生，但都查不出毛病。
陈述这些过程时，我能清楚地感受到他所受到的折磨和痛苦。我帮助过不少像他这样的病人，也很有信心能帮大陈渡过难关。
“你说胸痛有二十多年了。请你谈谈第一次发生胸痛的情况好吗?”我尝试着去找找根源问题所在。
他告诉我胸痛的第一次发作是在母亲过世的那个晚上。虽然刚到初秋，但是那天天黑得特别早，他走出单元门时，一阵冷风灌进了衣服。突然，他觉得胸口一阵绞痛，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从那天起，他就特别怕黑。起初以为或许是受凉了，或许是给母亲办后事太累了，但后来隔三岔五地就会胸痛。
“愿意和我谈谈，母亲去世时你的感受吗?”我问。
“很难过。但是大家心里都有准备的，因为母亲患肝癌五年了，已经到了晚期。”他说。
“在这期间有没有发生过特殊的事?”
“没有。”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么看起来，母亲的亡故不是导致疾病的真正原因。那么导致疾病的那个事件又在哪儿呢?我只有把网撒得大一些了，试图引导他去谈谈过去的生活经历。
2
大陈，1975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收入不高。
他一直是村里公认的“别人家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不说，而且没花家里一分钱。学费、生活费都是靠自己做家教赚的。
他在学校食堂吃最便宜的菜，一双运动鞋穿得开了口子也舍不得买新的，去校外修鞋铺补了补，一直穿到了大学毕业。如果到了期末，手头上还能有些剩余，也都交给了父亲。
1998年，陈母因为肝癌晚期去世，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五万块的债。
毕业后，他为了给家里还债，放弃了家乡舒适的工作，当了北漂。白天他在一家建筑公司当施工员，晚上接一些画图纸的私活来做。每晚要忙到凌晨三、四点，早上八点又要赶到工地上班。
五年后，他当上了项目经理。正当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父亲在2004年遭遇了车祸，多处骨折，身边需要人照顾。
这时候，姐姐已在上海成家了，他只好回了老家。后来，大陈拉起了一支建筑队，赚了些钱，他给父亲买了大房子，请了保姆。
他略带讥笑地说：“邻居、亲戚们都说父亲有福气，生了我这个大孝子。唉!有谁知道我心里的苦啊。”
“你觉得生活很苦，是因为觉得为了父母，你必须得要这样心甘情愿地付出?”我用提问方法，引导他去寻找内心的感受。
他往椅子背上靠了靠，微微抬起头，目光似乎在半空中搜寻着能帮助他的力量。过了会儿，他说：“没办法呀!很多事是很无奈的。能看着家里的烂摊子不管吗?心里过不去，也怕被人指责呀!”
“能跟我谈谈你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吗?”
“和女朋友分手。在北京时，我谈了个当地的女朋友，说得上是情投意合。因为要回老家，我们分手了。”说到这儿，他闭了下眼睛。再睁开时，我还是观察到那儿升起的些许水雾。
“那天她哭得很伤心。她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回老家?为什么不能用其他方法解决呢?比如多寄一些钱、给父亲请一个保姆、多回家看看或者请一段时间假。”他顿了一会，自问自答：“我也不知道。就觉得不回家，良心会过不去。”
“良心过不去”这句话总感觉在给我什么信号，我提问、倾听，努力地收集信息，试图找到那个导致他疾病的相关事件。
答案会不会在他的童年?大成在会谈中好几次说道“没办法、无奈”这两个词。他无力去改变现状，无力去觉察内心的感受。这会不会和他童年的成长经历有关?
2019年5月8日，第二次会谈，我尽量不着痕迹地引导他谈童年的经历。由于大陈对童年的事记得出奇的少，他记不得童年有什么大的心理创伤，足以造成今日的恐惧，我建议用催眠来追踪。
我告诉他，催眠是帮助病人找到遗忘事件的绝佳办法。它并不像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里描绘的那样神秘，只是一种集中注意力的状态，但它能成功地让病人追溯到童年，回想起早已遗忘却对现在生活投下阴影的经历。
即使我大力推荐，大陈还是表现出了抗拒，觉得害怕，没有同意。
3
为找出心魔，我们深入地探讨了他的感情、思想和梦境。他告诉我，连续几天他总做同一个噩梦。
在梦中，浑身插着管子的父亲总是突然坐起来，指着他骂：“你以为舍得为我花钱是孝顺，其实是在花钱给我买罪受，你妈还在天堂等着我呢。”
“父亲不是住在大房子，有保姆全天伺候吗?”我问。
大陈告诉我，两年前，他父亲因肺部感染，再次住进了医院。入院第五天，父亲眼看着不行了，眼珠都往上翻了。
医生问他，要不要救?要救，就要进ICU了。这么大年纪进去了，也不一定能平安出来。像他父亲目前的情况，每天的治疗费用肯定要上万。
他想都不想，就说：“救，救，无论花多少钱，我们都要救。”亲戚们又夸他是个大孝子。
但是当大陈去ICU看父亲时，他的心都碎了。他看见父亲的手脚被捆绑了起来，身上挂满了仪器和管子。因为插着呼吸机，父亲不会说话了。父亲微闭着眼睛，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扭曲着。
大陈喊了声“爸”。父亲微微睁开眼睛，眼泪就止不住地滚落下来。姐姐看了也哭。她呜咽着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还不如让他爽爽气气地去了。”
大陈每次去看父亲，心都会揪起来痛。从那以后就开始噩梦不断!
每次从梦中醒来，大陈都觉得冰冰冷冷的，衣服都被汗浸湿了。他觉得四周的黑暗，就像一床浸湿的大毛毯压过来，让他透不过气来，很可怕。
他第一次直视我的眼神，言辞恳切地说：“为什么总做这样的梦呢?我觉得，我问心无愧呀!光父亲的医疗费，我就花了一百多万。至于他受的痛苦，我也无能为力呀，我让他活着了呀。”
因为这样的梦境，大陈的胸痛越来越厉害了，小姨迷信地认为是不是大陈天堂的母亲来找他了，甚至带他去母亲墓上烧了纸钱。可依然不奏效，甚至越来越邪门!
咨询做到这儿，我觉得，我遇到了一堵墙。对于导致他胸痛的原因，我们一直没有头绪，总感觉它就在那了，但又够不着，翻不过去，不管怎么做，它仍然高得让我们爬不过去。不过随着挫折感来临，我更有一股不善罢甘休的决心。
我再一次劝说他接受我的催眠咨询。我告诉他，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事，可能因为心理的防御机制，也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在我们的意识层面遗忘了。
但它还存留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行为和情绪。
也就是说，会不会有这样一件创伤性事件被他遗忘了，而他的躯体和情绪还清楚地记得。
“如果你因为不了解催眠而感到害怕的话，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机会?下次咨询的时候先体验一下催眠，再考虑接受，还是拒绝。”我用真诚的目光看着他，期待着他的回答。最后，他答应考虑一下。
这个考虑的时间很长，大概一个月后，大陈才再次过来咨询。
2019年6月，大陈第三次来时，臂上带着黑纱。他告诉我，父亲已经走了，不用再受折磨了。他前一天刚去公证处，公证了自己的遗嘱。大概意思是：如果他病重到无法医治，一定不要过度医疗，让他平静且有尊严地走。
他释然地笑了笑说：“有了这个东西，既能让我活得安心，将来也不会为难儿子。”
通常病人能倾诉自己的不愉快，并能从更大更远的观点来洞悉这些事，总会进步很多，但大陈没有。
他告诉我，他仍然深受焦虑和痛苦的折磨，他还是怕黑，时常胸痛。因此，他答应尝试一下催眠治疗。
4
我用渐进式放松法，将他导入催眠状态，再用光照法深化催眠。他的全身在松弛安详的状态中慢慢放松了下来，随着我的口令，我能感觉到他已进入到适度的催眠状态。
我用催眠回溯技术，让他的思绪自由地漂浮。他反应胸口很痛，面部肌肉开始抽搐。我问：“你看见了什么?”
“我，我看见了姆妈。她快死了……她快死了……我却没有救她……”说着，他大哭起来，越哭越凶，还用拳头拼命捶打躺椅。
我知道，我既要让病人充分宣泄情绪，又要把握好度。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紧张，心脏在急速地“怦怦”跳动。
我提醒自己，我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心理咨询师。我要保持冷静，维持一种空白的心理状态，让病人能自在地倾吐他的情绪、想法和态度，然后再仔细分析其中的曲折。他发泄了一阵后，慢慢平静了一些。
我用平静且温和的声音说：“能和我说说你周围的环境和发生的事吗?”
他嘴角动了动，欲言又止。
“如果你想倾诉，现在可以说出来，这里很安全。”我耐心地鼓励他。
他用虚弱的声音缓慢地说：“这天我坐公交车回家。刚下车就看见附近彩票销售点前，有几个人在高声谈论着什么。我鬼使神差就走了进去。销售员笑眯眯地问我，要不要买一组?”他脸上的表情，有些不好意思。
我问：“你买了吗?”
“买了。我用口袋里仅有的两个硬币，机选了一组。结果中了五千元。”他继续说，“我高兴极了。觉得老天爷在眷顾我，特意给我一笔意外之财，让我买手机。我到手机店，选好了一部黑色的摩托罗拉。”
“要付款时，我突然想起重病的姆妈和家里欠的债。我赶紧说：‘对……对不起……我有些急事。明天再来……’我飞快地跑了出去。天正下着大雨，我没有撑伞。我想让自己冷静冷静，姆妈躺在医院里，我怎么可以拿这钱买手机?”
他沉默了好长时间，似乎在做一个困难的决定。然后说：“最后我想，反正还有一年我就要毕业。毕业后，好好赚钱，帮家里还债。再说，五千块钱对姆妈的病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这样想着，第二天我去买回了手机。”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引导他进入下一个场景。
“我赶到医院，看见母亲双颊凹陷、脸色蜡黄，身上插着各种管子和仪器。走廊上，父亲焦急地踱着步。没几天，姆妈就走了。是我害死了她……我不是人……”说着，他抽泣起来，或者说嘤嘤地小声哭了起来。
催眠状态下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在我面前失态，展现着自己完全真实的、没有任何掩饰的一面，我静静地坐在旁边，等着他释放，然后再慢慢引导他走出睡眠状态。
醒来后的大陈，用手摸到眼角的泪水略有些尴尬，催眠后会谈，我尽量让他去回忆催眠时，他告诉过我的事。
为了让他彻底打开心结，我问：“假设你没买手机，钱交到了医院，你妈能用上吗?她的生命能延长几天吗?”
他愣了一会儿说：“用不上，记得当时出院的时候，预缴的费用还有余额。”回答完之后，他再次陷入了沉默，我知道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心魔所在。
5
最后一次治疗，我试图把他催眠到深睡眠状态，引导他和他母亲见面，试着做一次告别，试着引导他寻求母亲的原谅，也让他与自己和解。
我让他躺在躺椅上，头枕在小枕头上，眼睛微闭。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每次吐气都释放出一些长期积压着的焦虑，每次吸气又放松一些。
“我知道你的潜意识充满了智慧。它会带你去你要去的地方。你会看见一件神奇的事情将要发生。”我问，“你看见了什么?”
他说：“我看见了一条蛇，盘在我的胸口。”
“这时，你发现那条蛇，离开了你的身体，它会带着你开始你的旅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我继续引导。
“它在我前面，很快地游走，像飞一样。我跟着它正穿过树林。”
我说：“等你停下来的时候就告诉我，看到了什么?”
“我来到了一个隧道口。那条蛇不见了。哦!它变成了一列火车。”他说。
“接下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不知道火车会带你去什么地方。”我轻声继续地引导。“我坐在火车里，列车穿过了黑暗的隧道。天越来越黑了，它跑得很快。”他形容着。
“它停下来时告诉我，你到了个怎样的地方。”我说。
“火车停下来了。那里有一座座墓碑。我好像来到了一个公墓。对面走来了一个人，但是我看不清……”此时，我看见大陈呼吸有些急促，眼角流泪。
我问：“一个黑漆漆的晚上，在墓地里，会是谁呢?”
“一个骷髅，它向我走过来。”
“你是什么感觉?”
“我胸口很痛。我看清楚了，啊!她是我姆妈。姆妈……姆妈……是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你骂我，你打我吧!我胸痛了二十多年，是老天在惩罚我……一定是老天在惩罚我……”
他泣不成声，面部肌肉猛烈地抽搐着，嘴里喃喃地连续说着忏悔的话，眼泪成串的滑落下来。枕头湿了一大片。
过了一会儿，我问：“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他吸了吸鼻子说：“姆妈原谅我了，她很高兴。咦!她不再是骷髅了，变得有血有肉了。”
“好，非常好!现在你拥抱一下姆妈，告诉她，你非常地爱她。在你的心里，永远有她的位置。”我引导他和母亲告别，“要跟姆妈告别了，听听姆妈还想跟你说些什么。”
“她希望我能很快康复，幸福地生活。”他说。
我看见他脸上的阴霾，在慢慢地消散。
我温和地告诉他，那些经历都过去了，都结束了。他现在安静地在休息。然后我把时间向后推，推到他现在的年龄，指引他苏醒。
最后，我教会了他自主放松的方法，给了他一些良性暗示。
6
经过这次催眠回溯对话，大陈宣泄、疏通了情绪，也重新理解、评判了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
大陈回忆说，他母亲很能干也很强势，经常抱怨父亲不求上进，于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和姐姐身上，尤其对他特别严格，经常告诫他不能像父亲那样没用，男子汉要撑起一个家。
五岁时，大陈和邻居家孩子抢糖吃，母亲看见后骂他没出息，拉回来就罚跪。跪了老半天才允许起来，起来时两条腿直发抖，站都站不住。
读书了，每次考试成绩，他必须在全班前三名。三年级的期末，他数学考了八十八分，母亲拿起竹丝就抽，抽起来的红印子好几天才退。后来他成了公认的别人家的孩子，考进了重点中学，又考进了重点大学。
母亲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他对母亲谈不上特别有感情，也从没意识到，自己20年的胸痛症结点是在母亲病逝前，自己意外获得5000元偷偷买了手机而没有将这笔钱用来挽救母亲。
大陈将母亲的病逝在潜意识里面归结于自己最后没有出手相救，即使他知道那5000块钱于事无补，但总是在心里过不去，久而久之，这竟然成了带给他胸痛20年的症结点。
这些年，他把对母亲愧疚的爱，加倍地用在了父亲身上，父亲生病需要他的时候，二话不说就放弃了北京的生活和女友，独自回到了浙江。
事业有成后，首先给父亲买了大房子、请了保姆全天伺候。
父亲两年前重度感染肺炎之后，他二话不说就要求抢救，即使过度医疗的父亲受尽折磨，他也希望继续用钱来挽救父亲。
在潜意识里，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在把对母亲缺失的那部分爱，在父亲身上努力进行补救。
催眠后的会谈，大陈似乎轻松了很多，笑着对我说：“谢谢你，张医师。我的胸痛明显减弱了，以后再也不用来你这儿了。”
我们又一次握了握手，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的坚定和力量。阳光正好，我目送着他的背影走出胡同，汇入了喧闹的人流。
后来，大陈告诉我，他助学了两个广西的贫困大学生，周末会去社会福利院做义工，忙碌起来的公益事业让他倍感安心，也没有再犯过胸痛的老毛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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