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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叫刘子周，今年35岁，重庆合川人，曾是一名货车司机。妻子陶丽比我小两岁，娘家就在嘉陵江对面。
都说男女一旦结了婚，生活就会越过越没味。而我俩人到中年，感情却浓烈得如初恋一样。但是，有一段时间里，我真的后悔死了当初和她的那场“艳遇”。
在我们那儿，货车都没有固定的客户。每天早上把车开到街上，然后约上三两个驾驶员，玩着扑克牌坐等客户上门。
我们称这叫摆地摊。
2010年3月12日，我和几个驾驶员正在车厢里打扑克牌，突然听到一个女孩的呼喊声：“抓贼!抓贼啊!站住!你别想跑!”
我循声望去，只见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气喘吁吁地追着一个年轻男子朝我们这边跑来。
我愣了两秒，立马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儿，连忙扔了牌，跳下车，在那男子跑到我面前的时候及时来了扫堂腿。男子被摔了个狗啃泥。
我冲上去，一只膝盖顶住男子的背，把他的双手掰过来。几个驾驶员也从车上跳了下来，大家一起把男子制服。
女孩儿追上来，照着男子的身子就是一脚。“狗东西!跑呀!干吗不跑了?”
我抓过被男子压在身下的黑色帆布包递给她：“先别忙打，看看东西丢了没有。”
她拉开拉链，抓出一个红色钱包，打开看了看，冲我笑笑：“没有，都在。谢谢你!”
有人打电话报了派出所。女孩说父亲被检查出直肠癌，马上要去县医院做手术。她刚回家凑了钱来，没想到居然碰到了摸包贼。
“谢谢你啊!我爸妈还在医院等我，我走了。”我让她等警察来了再走，到时候肯定还要当事人做笔录的。
她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你不是人啊?没长嘴啊?”我被她呛得说不出话来，她却转身走了。
警察来了，我和几个驾驶员都结结巴巴，说不清楚事情经过。警察听得鼻子眉毛皱在了一起，说还得把当事人找来。
刚才听那女孩说她父亲要转院，于是我就把警察带到镇医院去。
女孩正在给父亲办转院手续。我连忙上前说明来意。她冲我吼：“这点儿事儿都说不清楚，你真是笨死了!”
她三两句就向警察说清楚了事情经过，说她还要送父亲去县医院，正忙着呢。警察迅速在本子上写了几行字，拿出印泥叫女孩盖手印。
她拿着一把单子要上楼，不耐烦地冲警察吼：“他话说不明白，盖个手印儿他也不会啊?”
警察说需要当事人盖手印。她才照做，盖完还生气地瞥了我一眼。
警察冲我直乐：“你们两个，可真有意思!”我双手一摊，真是又无奈又无语。
2
为这事儿，一起玩牌的几个驾驶员笑了我好久，我也气了好久。
本来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4月1日那天上午，我跑了一趟业务回来，刚摆好车，那个女孩又来了。“喂!我请你吃饭。”她一来就直接说。
我一愣，心里不禁暗暗叫苦。驾驶员小蔡打趣地说：“哦!子周，人家请你吃饭哦!”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小蔡和其他几个驾驶员起哄：“喂，美女，我们也帮了忙的，干吗不请我们啊?”女孩说：“贼是他绊倒的，也是他抓的，又不是你们，干吗要请你们吃饭?”
遇上这种人，惹不起，我躲。趁几个驾驶员和她说话的机会，我赶紧打燃发动机，一脚油门踩回了家。
父母从屋里出来，莫名其妙地看看我，又看看货箱。我有些纳闷，刚想伸出头去看个究竟。头上突然像响起一声霹雳：“你这是开车?拿的飞行执照啊?”
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倒是母亲高兴地迎上来打招呼：“幺妹儿，你……你是……怎么站在货厢里啊?”
女孩爽朗地一笑，一改刚才那又臭又硬的语气朝我父母鞠了个躬，说：“叔叔好!阿姨好!我叫陶丽，是专门来感谢他的。”
她指了指我。母亲一边埋怨我不让她坐副驾室，一边热情地伸手把她扶下来，还请她到屋里去坐。
陶丽把我帮她擒扒手、以及她父亲的事对我父母说了一遍。父母连声称赞她是个好女孩。
父亲去镇上买了些卤菜，又叫我到地里拔了一些青菜，挽留陶丽在家里吃午饭。
“本来是我请他吃饭的，反倒让你们请我。挺不好意思的。阿姨，那就让我来煮饭吧!”陶丽说着，硬是解了母亲的围裙自己系上。
一阵“叮叮当当”的锅碗瓢盆响，她还真做了一桌子菜出来。
3
陶丽走的时候，父母叮嘱她一定要经常来玩儿。
她答应了，三天两头往我家跑。她还见人就打招呼，有不认识的邻居问她是哪家的客，她就直接说我的名字。
这让我心里很烦，对母亲说别再叫陶丽来了，免得大家误会。母亲却说：“傻小子!人家是喜欢上你了，这都看不出来?”
母亲叫我好好待她。我把头摇成拨浪鼓，我说我可不找她，你们觉得她好你们自己要。
父亲一巴掌拍到我的后脑勺：“你个死孩子!都老大不小了，这么好的姑娘你不要，你要找仙女啊?”母亲捂住胸口哭：“哎呀!我这辈子是做了啥孽啊!你这孩子真的是要气死我!唉哟，我这胸口好痛!”
母亲一直心脏不好，受不得刺激，我也就只好妥协。好在陶丽那段时间说话没那么冲，特别是和我父母在一起的时候，还算得上很温和。
就这样，我们像许多农村青年一样，父母请了媒人到陶丽家里去提亲，然后双方父母见面，事情就基本上敲定了。
2010年10月1日，我和陶丽结了婚。2011年春节后，陶丽就怀孕了。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丈夫。尽管陶丽都怀孕了，我也还是没有一点儿要做父亲的准备。我天性大方，对人耿直义气。尽管打牌十赌九输，但只要弟兄伙喊，我几乎从不拒绝。
陶丽刚开始时还没什么，随着肚子一天天变大，她就变得越来越焦虑。特别是听说邻居家胎儿夭折的事，她更是坐不住了。
邻居媳妇检查出胎儿的胎位不正，本来该到大医院生产的，但因为没钱，不得不在镇医院生产，结果胎儿没出娘胎就夭折了。
陶丽对我说：“虽然我们孩子胎位正，不一定要到大医院生产，但一定要攒够去大医院的费用以防万一。”她叫我每天的运费全都要上交，由她统一保管。
我说我出门在外，钱放在我这里，遇上加油修车补轮胎的时候方便。她不同意，一定要我上交，说用钱的时候找她拿就是。
我生气了，说：“你又不是夜明珠，钱放在你身上难道就会多生出钱来?”陶丽不管这么多，我只要不从，她就又哭又闹又上吊，还拿肚子里的孩子威胁我。
父母也站在陶丽那边，说女人家女人家，女人才是一个家，所以钱就是该女人管。迫于压力，我只好乖乖就范。
4
2011年12月16日，陶丽在我们镇医院产下了儿子海川。
2012年春节过后，陶丽说现在多了一张嘴，用钱的地方多，她又不能出去打工，就在我家外面的路口开了个副食店。
原本以为，陶丽从此会把重心放到商店和儿子身上，努力做个贤妻良母。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她反而成了一只随时可能发怒的母狮。
之前我每天出车，陶丽还给我点儿活动资金。可现在，修车加油都是她去结账，我身上被搜得比脸还干净。
她把商店分成里外两间屋，里面放了几桌麻将当茶馆，外面摆了货架做商店。过年了，人家都在斗地主打麻将，我却只能抱着海川站在旁边过眼瘾。
母亲实在看不下去，塞给我200块，说大过年的，玩两把过过瘾。陶丽回去就和母亲大吵一架，说我母亲是慈母多败儿。
她不但把母亲给我的200块和赢的几十块钱全部搜刮了去，还罚我煮了两天饭、洗了两天碗。大年初三，就把我撵了出去摆地摊。
身上没钱，我再不敢打牌了，也不敢出去吃饭。一个大男人活成这副窝囊样儿，我觉得特别没有面子。
我想到了藏私房钱。每跑一趟业务，我都会从中捞一点儿;一天跑的业务多了，我会少报两趟;有时候加油，我也会叫加油员在账上多写点儿，然后折合成现金给我。就这样，我又可以照样打牌喝酒了。
2013年3月的一天，我和几个驾驶员正在货厢里玩扑克。陶丽突然一骨碌爬上车厢，一把抓起扑克牌就撒了个天女散花。
“你妈心脏有病，你爸一大把年纪还在码头当搬运，你却在这儿装什么大鼻子象?”她愤怒地指着愣住的几个驾驶员说：“还有你们!没一个好东西!谁要再敢拖我家刘子周打牌，你看老娘我怎么收拾他!”
回到家，陶丽立马缴了我的身份证。说我既然攒私房钱，她就肯定要防备我办银行卡。没办法，我先后把钱藏在鞋垫下、内裤里、驾驶室的顶棚里，但都被她找了去。
最心痛的一次，是我好不容易攒起来的3000块钱，用废报纸包了藏在墙缝里，也被她打扫清洁给搜了去。
我想过把钱放在父母那里，可父母连连摆手，“算了，她那个性格我们可不敢惹。”
生活寡淡得像白开水，我像一台机器一样没心没肺地运转着。有时候，我真想出个轨。如果可能，离婚都可以。
2015年年底，我从镇上拉了一趟货去县城。正要返程，遇到了我初中时候的女神梁燕。她请我吃了顿饭，我们聊得相见恨晚。
我说我的生命中只有过去才是美好的，现在我就是一台挣钱机器，未来更不知道会变什么样子。
梁燕问我为什么这样悲观，我和她谈起和陶丽结婚以来的事儿。她说:“我能体会的，因为我就是一个不愿被约束的人，所以才离了婚。”
梁燕的这句话，让我在灰暗世界看到了一丝光亮。分别时，我们互留了电话和微信。每天，我都跟她聊得火热。
梁燕性格独立，自己在县城开着服装店。每次吃饭，她都争着掏钱。
我开始想象，如果我能和梁燕在一起，我们一定会互敬互爱，相濡以沫，一定会活成婚姻最幸福的模式。
5
我开始打小算盘，不再交运费，为以后离婚做准备。陶丽又拿出她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撒手锏，可已经在我面前不起作用。
2018年3月12日中午，陶丽说我在外面有人，要检查我的手机。我和她大吵了一架，开车就往镇上走。
车刚开出去五百米，我突然发现驾驶证没带。我连忙停下车，给陶丽打电话，得知驾驶证果真在家。我不想求她，就说了位置叫儿子给我送来。
我停在一个“Z”字型的长下坡，儿子经常和小伙伴一起在这玩。我停车打电话的时候，看到邻居张姨背着2岁多的孙子从下面上来。
经过我右边的副驾驶的时候，我滑下车窗和她打了个招呼。张姨背上的孩子是王小勇的，王小勇是我的同学，关系一直很好。
张姨刚走过一会儿，我从左面的后视镜里看到海川拿着我的皮包过来了。我一阵心痛，大人吵架，让这么个小孩子受连累。
我想让海川少跑一段路，就将车往后倒。车刚后退了几米，我突然感觉右后轮像是压到了什么东西。
我连忙刹车，往右后视镜一看，发现张姨躺在右后轮后面，她的孙子躺在离她两米远的地方。
我赶紧下车扶起张姨，又赶紧抱起孩子。见小孩口鼻流了很多血，我一边叫海川赶紧回家告诉他妈妈，一边火速把张姨祖孙俩送到镇医院。
“快，救救孩子!”我一手扶张姨，一手抱着孩子朝医生喊。医生见孩子口鼻的血还在流，赶紧清洗抢救。结果，孩子只是被碰出了鼻血和牙齿血。
我刚要松口气，张姨却突然倒地。我连忙和医生护士一起将张姨抬上推车。
经检查，张姨的腹腔、胸腔都在出血，内脏破裂。医生问我是不是家属，说因镇上医疗条件有限，医生建议我赶紧送县医院。
我这才想起给王小勇打电话，又报了警。王小勇在镇上开了家饭馆，接到电话赶紧跑过来。通过他微微战栗的身体，我能感受到他压抑的熊熊怒火。
“怎样了?检查过没有?”他努力让语气平和。我结结巴巴地说：“内……内脏……”“到底怎么了?”他突然瞪大了眼睛怒吼一声，红了的眼眶像要喷出火焰，分分钟要把我吞噬。
也许是他的声音太大，张姨被惊醒了。“小……小勇。”王小勇扑过去，“妈，你怎样了?哪儿痛啊?”
他握住母亲的手，拼命地想替母亲捂住伤口。可伤在内脏，他找不到，急得手足无措。
“妈……不行了。是他……压我两……”张姨话还没说完，突然头重重地一歪，那只被小勇握住的手慢慢瘫软下去。
“妈!”王小勇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我也双腿一软，朝张姨跪下。
王小勇颤抖着身子站起来，飞起一脚踢到我的脑袋上。我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脸擦过一旁的金属铁架，头重重地撞在墙上。
“老子杀了你!”王小勇咆哮着朝我扑过来，医生护士连忙将他拉住。
一个护士赶紧拿来消毒棉给我脸上消毒，说我脸上出血了。我推开了她。比起心里的痛，脸上这点儿伤又算得上什么呢!
我真希望王小勇能够再踢我几脚，或者捅我几刀，这样我的心也会好受一点。
6
张姨就这样被推到了太平间。警察来了，我自觉罪孽深重，解下皮带、钱包和手机，随警察上了警车。
路上，警察说我这是交通事故，问我报保险公司没有。我摇摇头，我这车刚刚脱保才几天，怎么也想不到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故。
警察说：“你这就事情大了。一条人命啊，怎么也要好几十万。”
我不想再说什么，钱都在陶丽手里。按她那性格和我们的状态，她绝对宁肯我坐牢，也不会拿几十万出来赔偿的。
到了派出所，我一下车，就看到陶丽抱着海川站在那里。她看到我，放下海川就冲了过来，说要把我抢回去。
几个警察把她拦住，说事情没有解决前，不能让我们有接触。
陶丽根本不管这些。她像一头发了狂的母兽，朝着警察又打又咬，披头散发地朝我这边冲。海川吓得“哇哇”直哭，大喊：“不要抓我爸爸，不要打我妈妈。”
一时间，现场乱成一团。
警察吓唬她，说她是严重阻碍执行公务，要把她抓起来。陶丽把头一扬，朝警察咆哮：“来啊!老娘死都不怕，今天谁敢关我男人，老娘就一头撞死在这墙上!”
放在以前，我肯定觉得这个泼妇不可理喻。可这次，我却想哭了!
身边的警察叫我赶紧阻止她，说她这样会把事情搞砸的。我这才回过神，对她说我没事儿，这只是解决事情所必需的过程。
警察也告诉她，我这只是交通事故，虽然死人了，但和其他犯罪是两码事。
陶丽这才平静下来，哭着问我：“他们说的是真的?”我朝她点点头。这么多年来，她第一次乖乖听了我的话，松开了抓着警察衣服的手。
在派出所做完笔录，警察把我带进一间拘留室。
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屋子中间放着一张木条椅。我主动伸出手，以为警察会把我铐起来。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警察说不用，说我这是属于交通事故。但他也告诉我，从现在起，我不能离开这间屋子半步。
傍晚的时候，有人给我送了饭和一件军大衣。饭我没吃，军大衣我留下了。想着以后我就要在监狱里过，我说不出的难受。
夜晚，我用那件军大衣当被子，躺在长条椅上，满脑子都是下午那场事故的画面。
第二天又做笔录，我又把事情原原本本叙述了一遍。我一直等待着法律的制裁，可两天、三天……六天过去，做了那么多次笔录，却一直没有结果。
2018年3月28日，快中午的时候，一位警察来叫我出去。我以为又是要做笔录，干脆说：“算了吧，不做了。不管对我怎么处罚，我都接受。”
“怎么?还想在这儿待啊?自己回去了!”警察的话，让我如梦初醒。
回去，去哪里?刑场?我开始胡思乱想。跟着警察走出去，在一间办公室，警察让我在一份判决书上签字。上面写着我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执行。
警察解释说，这叫监外执行，只要我这两年内不犯事儿，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当然，这2年之内不能离开居住地，并接受随时传唤。
在派出所门口，我看到了父母，他们牵着海川。还有陶丽!
几天不见，陶丽瘦了、黑了。看到我，她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紧紧把我抱住。她把脸埋在我的脖子里，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一样伤心地哭。
7
母亲告诉我，这些天，多亏了陶丽。
事故当天，陶丽跑出来看现场，但人已经送去医院了。她返回去拿了家里所有的钱，抱着海川赶到医院。那时我又被带到了派出所，于是他们又火速赶往了派出所。
知道陶丽是肇事司机的家属，派出所就让她和张姨的儿女一起协商解决此事。王小勇说他母亲临终的时候说我是故意压她两次，说我是故意杀人。
陶丽当然不信，她当着交警和张姨儿女们的面，扛了一袋水泥到车祸现场，让王小勇自己一遍遍地模拟车子在往上坡倒车时，压到障碍物踩刹车的情景。
最终得出结论：车子在往上坡倒车时压到障碍物踩刹车，由于地势和惯性的作用，轮胎会向前滚动一点微小的距离。
也许正因此，张姨感觉到我是来回压了她两次。又或许，张姨当时想说的“两”根本就不是压了她两次，而是压了她和孙子两个人。
王小勇控告我故意杀人的说法被推翻了。3月28日，法院主持双方就赔偿金额进行协商。张姨家属提出了40万赔偿金，说如果陶丽不同意他们就继续告。
陶丽一口答应，并当场取出了40万。
母亲说，为了求得张姨家人的原谅，办丧事那几天，陶丽每天都钉在张姨家帮忙。人家叫她给张姨当孝子，见人就下跪，见孩子也要磕头，她都一一照做。不仅如此，她还洗碗、扫地、搬东西，什么事儿都做。
有人替陶丽说话：“人家钱也赔了，该做的也做到了。车压到人谁也不愿意，差不多就行了。”
张姨的家人也不是不明事理，只是他们无法跨过张姨因我而去世的这个坎儿。
丧事办了整整7天。第6天晚上，陶丽实在太困，靠在张姨家的墙角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身上盖了件衣服。
第二天张姨出殡，王小勇就叫陶丽回去，说他会出具对我的谅解书，但毕竟他母亲是因我而死，所以想要再成朋友，这辈子不可能。
带着说不完的感激，我回了家。陶丽把电话还给我，说有个叫梁燕的女同学打电话来，知道我出了事儿，说如果经济上需要什么帮助，就对她说。
我以为陶丽向梁燕借钱了，因为我觉得，我们家不可能拿得出40万。
陶丽说：“我才不找她借钱呢!家里是没那么多，我把当闺女时存的钱拿出来，也就凑齐了。”我心头一阵心痛，拥她入怀。
我再也不跟梁艳联系了，甚至拉黑了她。一场风波，让我明白，大风大浪的日子，只有老婆能陪着我一起扛。
我被吊销了驾照，不能继续开车了。我在家里休息了两个月，陶丽也没再赶我出去找活儿干。
2018年6月8日，父亲帮我在码头找了个搬运的工作。因为这个活辛苦，很多搬运工都改了行，这样一来，我的业务并不少，挣的钱比我开车的时候还多。
我再也不藏钱了，每天回家就把钱全部上缴。陶丽也不再像以前一样把我搜刮得一分不剩，总是给我多留一些。说干搬运辛苦，饿了渴了就买点儿吃喝。
一个夏天过去，我被晒成了一块黑炭，看上去足足老了七八岁。晚上，陶丽摸着我被太阳晒得蜕了皮的肩膀，眼里泛起了泪光。
我不想泪眼婆娑，开玩笑地摸摸她的额头：“咋了?发烧了?也不烫啊!”她抱住我的腰，“如果我能多挣点儿钱，你和爸爸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2019年春节后，她在镇上盘了一家小超市。她让母亲去帮忙，早上卖早餐，下午卖卤菜。
晚上，父母回家后，我们一家三口就在超市的储物间里搭一张床睡觉。日子不富裕，我们却过得有滋有味。
2020年春节，一场疫情让很多人都光了家底儿。但我们，却商量着，如果房价跌了，我们就在镇上买一套房子。
两年的时间，我们手里已经攒了15万的存款，交一套房子的首付完全没问题。
都说好的夫妻是夫唱妇随，相濡以沫。但我知道，好的夫妻，其实是看对方陪你翻了几座山，趟了几条河。
我爱陶丽，我要跟她白头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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